程太和

　    魏建功先生（1901～1980）是我国20世纪杰出的音韵学和文字学家。是台湾省光复后推行国语的核心人物。魏建功先生生于海安东乡西场镇（今属海安县城东镇西场街道）。魏先生是海安的骄傲，也是南通的骄傲（魏先生曾于南通中学就读）。

　　作为音韵学和文字学家，魏先生终身主张“一个统一的民族必须使用统一的语言”，从学生时代起，他就致力于“国语运动”。1925年，24岁的魏建功就以“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为标题，抨击“高坐堂皇”“舞文弄墨”的“国学家”对“注音字母”的攻击，魏先生在文中指出汉字只有有了“注音的符号”，才可能有“统一的发音”，而“注音字母正是出于‘经学’中的‘小学’”，即太炎先生所定的“纽文”和“韵文”。先生在这篇“檄文”中满怀激情地说：“咱们的国语运动，就好比‘唐僧取经’，没有磨难显不出‘法力’，不受磨难修不深‘道行’。……咱们只希望同志们个个身体刚强，武艺精练，都来做十万八千众齐天大圣，一心保佑‘师傅’——国语——平安到那极乐世界！”（见《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原载1925年8年30日《国语周刊》第12期，收入《魏建功文集》第五卷，433—43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通读魏先生的论著，他把“国语”英译成“National Language”。年轻的魏建功先生对于“统一祖国语言”是何等的激情！他一生中彪炳千古的贡献与推行“国语”的伟业一样，则是1945年我国接收了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后，他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大声疾呼：“台湾光复了以后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推行国语！”他在台湾创办《国语日报》，建立“国语电台”，发表了一系列论说，终于使当时71％左右使用“日本语”的台湾地区把“国语”变为主流语言，为我国未来的大统一创造了基础性人文条件。台湾广大同胞今日大多与祖国大陆同胞语言交流没有障碍，魏建功先生之功绩当永远铭记！但是，今天不要说广大民众，就是我国学术界人士能够明白这件对祖国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千古大事者也不多。

　　魏建功先生有关台湾推行“国语”的成文论说，大约有40余万字，其中如《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国语运动纲领》《国语的四大涵义》《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台湾语音受日本语影响的情形》《谈注音符号的教学方法》《中国语文教育精神和训练方法的演变——〈国语说话教材及教法〉序》等等，都是魏建功先生为使刚刚光复的台湾地区民众能够尽快从日本殖民主义文化奴役下在“语言说话”层面回归祖国而贡献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国语言学界不能忘却的历史遗产。

　　1946年2月初（农历春节前），魏建功先生到达台湾，即在台湾电台发表讲演，表述“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一文，是魏先生对自己在电台的讲演做的进一步的解释性阐述，他就“台湾光复了以后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推行国语”的基本主题，做了层层深入的解析，提出推行“汉语”为“国语”，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他指出语言文字是“（民族）共同表意的标识”，“文化进步而组织健全的国家，没有不是确用一个标准声音系统做国语的”，“我们要仔仔细细的坦坦白白的再把敌人（日本人）搅乱过的语言组织方式，一一在全台湾返本还原起来”！他说，我们采用“共同的标识”是表现中华民族“联合的一致”，这也是“恢复台湾同胞应用祖国语言声音的自由”！文中充溢着先生的爱国热情。由此深入，魏先生从语言学层面上解释了什么是“汉语”的“国语”，他界定为“北平社会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日常应用的话”，“它的沿革就包涵了很多的民族兴衰的回忆”，魏先生认为，北平话是“经过一千多年培养，二三百年应用，几十年政府提倡的声音系统，当然应该切实推行”。先生由此进入从“声韵学”的学理层面阐释“台湾地区”的人究竟应该怎样学习“国语”。关于这个层面的研讨，还可以参见“1946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辑的《国音标准汇编》。

　　1947年8月，魏建功先生撰写论文《国立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从文中可以看出，魏先生推行的“国语运动”有一个依托的重要基地——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该文是魏先生为台湾大学的“国语”课程所作的设置。值得提醒注意的是，它不仅仅是台大中文系或者文科的“国语”设置，而且是魏先生为台湾大学全校一年级设计的“国语”课程，是进入台大的台湾优秀知识青年必须要接受的“祖国语言教育”。魏先生这样的安排，显然是把“国立大学”作为国家民族语文复兴的基地，是大学应该承受的历史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