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驰

         元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泰州白驹场盐贩张士诚率苦于官役的盐丁数十人揭竿起事，攻陷泰州，响应红巾军反元之举。是时江南扰动，义军蜂起，如火燎原，张士诚乘势扩充军力，相继攻克兴化、高邮数城。翌年元月，张士诚自称“诚王”，建国号“大周”，建元“天佑”。至正十五年，张士诚挥师由通州渡江，攻占常熟。至正十六年二月，改平江路（苏州）为“隆平府”，定都隆平（苏州）。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因朱元璋称“吴王”在前，史称“西吴”，故张士诚被称为“东吴”。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张士诚“东吴”朝廷所在地平江（苏州）为与其争天下的朱元璋主帅徐达攻克，张士诚被俘不屈，死于朱元璋中军大帐。

        吴王张士诚是在元明之际对江浙历史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张士诚虽为大明创立者朱元璋所灭，但却因其之存在，提升了朝代更替兴衰之际的江浙区域在整体地缘政治格局中不可替代的位置。明人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共十四卷，“群雄”每人分置一卷，但对张士诚却是例外，“周张士诚”编入六至八卷，独居三卷之多，亦可见张士诚之分量。但明代不少史学著作，在对张士诚的记述与评价中往往因有所顾忌而多有取舍，如《记事录》称张士诚“降将复谋叛”，《明实录》多处提及“张士诚兄弟骄侈淫佚，懈于政事”，《平吴录》称明太祖曾“传檄姑苏，数士诚八罪”。《国初事略》则云张士诚诛部将史椿，乃至众叛亲离。而于张士诚称王建都后对吴地偏安一隅，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的贡献却极少提及。同时于吴王史实上也是众说纷纭，即如张士诚之死经过，前后竟有六种不同记叙，可见其扑朔迷离之概。

        民国初年，韩国钧读泰州夏明经《退庵笔记》及《梓里旧闻》诸书，“所载张吴王遗事，褒然成轶，心窃仪之，思辑为专书，汇其事迹为《淮张逸史》”。但韩国钧遍读明人有关张士诚史实著作后，却大不为然，如读钱虞山《国初群雄事略》后，认为是书“编年纪事，有条不紊，但比吴王于寇逆，轩轾失实”。而张吴王“固非朱氏之叛臣也，意在予王以列国”。出于对乡谊张吴王事迹的景仰与心仪，韩国钧乃决定厘清史实，重编《张吴王载记》，以还历史真实面目。此后十几年中，韩国钧于公余“每阅故书、雅记、随笔，纪录久之益多，又得四方友人详征博引，参互考证，所得亦愈多”。但韩国钧先是在江苏省长任上，公务繁杂，无暇执笔，致仕后复倾其身心，致力于编纂大型泰州乡邦文献丛书《海陵丛刻》，“又以年衰才弱，未获成编，乃以是役商之支君伟成。支君年未三十，著书等身。初识面于江宁，一见知为博雅士也。”

        支伟成（1899—1928），祖籍江苏丹徒（今镇江），生于江都，后徙居金陵。原名支懋祺，二十岁改今名。先后肄业于上海省立商业学校及大同大学。二十二岁后辍学，闭户自精，博览诸子，深究群经，未及而立，便写出《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尚书去伪》等著作，士林嘉许。韩国钧为其少年有成，赞誉有加，在其江苏省长任上，聘请支伟成任江苏省立图书馆主任（副馆长），主持整理国故。在此期间，支伟成遍览丁丙八千卷楼藏书，先后完成《楚辞之研究》等著述。韩国钧遂与支伟成谈及《张吴王载记》之构想，意在托其编撰是书。支伟成对韩国钧此议心有灵犀，大为赞同，欣然允诺。韩国钧遂将历年所收集张士诚史料悉数交与支伟成，并与其共同商定是书编撰谊例构架，往复数四，几经商榷后，乃决定以《晋书》为体例，《本纪》、《列传》外，凡偏隅杂霸之主，别立《载记》，因认张吴王为列国之主，故正名《载记》，体例则为编年纪事，定书名为《吴王张士诚载记》。书内分其目为《正编》、《附编》。《附编》内又分为《附传》、《附考》、《附志》、《附录》四编。编撰体例确定后，韩国钧便嘱支伟成秉笔是役。支伟成于《吴王张士诚载记》书稿正编首节便云：“泰县韩紫石先生，既丛刻乡邦文献，尤倦倦于吴张遗事，博访周咨，复手自摘录，搜集散材，得数十种，爰嘱伟成益加采获，纂为成书，用彰先烈。”

        已巳年仲夏，支伟成完成《吴王张士诚载记》之《正编》，孰料突患重病，支伟成病逝，《载记》未及完成全编。支伟成父亲支树屏乃推荐支伟成学生任致远，继续编撰是书。支伟成曾言及是书《正编》难编而易备，《附编》易编而难备。韩国钧认为此乃“支君甘苦有得之言”，学生任致远复继承乃师重任也。任致远为支伟成及门弟子，年仅十九岁，安徽人，亦英年有志之士。在韩国钧悉心指导之下，任致远按照韩国钧与支伟成共同拟定之编撰体例，依据韩国钧提供之史料，终于完成《吴王张士诚载记》书稿。民国二十一年（1932），《吴王张士诚载记》由泰东图书局铅印出版。署名为：支伟成任致远辑录韩国钧审定。韩国钧为《吴王张士诚载记》写叙，详述是书编撰缘起、前后曲折经过，编撰是书意义，并对为编撰是书收集史料、访问故实，助力弥多的费仲深、李印泉、丁君初、王凌霄、汪淑如等人列名感谢。其中“凌霄奔走咨访，不遗余力，尤为可感。述此，以见成书之难，惜支君不及见此，为可憾也。”

        韩国钧于叙文中慨然写道：“王，地广国富，又宾礼儒士，元廷儒臣为避乱计多归之。惜偷安无远略，将相又皆恇怯庸懦，卒坐失事机，以至于败。然其倔强之性，致死未衰。‘天日照尔不照我’之言，忿激之词色，至今可以想见。当时，元政不纲，所在拥众为政府敌者，人人皆有帝制自为之心，事后成败，固不足为定论也。”

        泰东图书局版《吴王张士诚载记》分为五册五卷。第一卷为目次及插图，印制张吴王遗像、张吴王割据疆域图等二十八幅图表、碑碣、府第照片等图片，这些图片所记录诸物，均为历经战乱及朝代更替之后的历史余痕，弥足珍贵，其中所载大部分遗迹今已不存，后人只能从这些插图中去寻找辨识其雪泥鸿爪了。

       《吴王张士诚载记》出版后，在江浙一带发行流传，今是书存世量已很少。2013年7月，中华书局在苏州昆山阳澄湖玉山胜境有限公司资助下，重新整理出版《吴王张士诚载记》，才使是书得以再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