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山
“海陵胜地多人杰”，这是陈毅元帅写给韩国钧的诗句。可是，仰望历史的星空，海安人往往只注意到韩国钧，却疏漏了另一位海安奇士——韩国磐。
古代，“士”常用来指读书人，说韩国磐是奇士，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读书人，更因为他有“三奇”：他经历坎坷，堪称神奇；治学精神，令人惊奇；史学成就，让人称奇。
一
韩国磐的坎坷经历，得从他的出生说起。农历1919年冬天，韩国磐出生于海安仁桥镇韩庄村一个贫寒的家庭，论辈分，他与韩国钧为兄弟行。韩氏为海安的大姓，韩国磐却因为家道中衰，到了入学年龄学也上不起。跟许多穷人家孩子一样，他春天挑野菜，夏天割草、放牛，秋天捡拾柴草。如果不是叔祖父，他的一生也许会终老海安乡下。
幸运的是，科举制废除后，海安也兴起了办学之风。西乡王家楼的王骥骧办起了“王氏进业义庄”，韩国磐的一位叔祖父也在韩庄办了一所有“义庄”性质的小学。这类学校由族人置办学田，以学田的收益资助同族的子弟读书，不仅入学费用全免。成绩好的，还可借学田上的钱外出求学。韩国磐获得这一机会，总算圆了读书梦。
韩国磐的父亲读过几年私塾，母亲不识字。加上兄弟姐妹，一家八口，生活十分清苦。放学后，韩国磐常要帮助家中干活。就这样，他在家乡亦耕亦读，直到十一周岁。
读小学期间，韩国磐因为生病，曾经停学一年多。考入省立如皋师范后不久，抗战爆发，1937年秋天，学校解散，韩国磐只得再次停学回家。一年后，他转入一所临时中学，1939年春，日军在淮海运河线一带发动扫荡，泰州、姜堰等地吃紧，学校又几乎停办。韩国磐是多么希望继续读书啊。面临停课，他改宋之问的《下嵩山歌》写在墙上：“出校门兮多所思，携箱笼兮步迟迟，九天明月常如此，君再来兮复何时？”一些同学见了，深受感染，不禁潸然泪下。
从临时中学毕业后，韩国磐当上了小学教师。解决了谋生问题，学业却从此中断。这时，一则招生信息，使他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转折。
1940年秋天，校址在福建崇安的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后更名为江苏学院）到东台招生，声称被录取的学生可免去全部学杂费，还包食宿。这样的学校，韩国磐当然不肯放过，他参加入学考试，顺利地被录取了。
不久，他踏上了南下的颠沛流离求学之路。途经嘉善，晚上，他住进旅馆时，日寇由伪警引路，突然前来检查。日寇用刺刀挑散衣物，扔了一地，扬长而去。一会儿伪警又转回来敲诈，说韩国磐要潜逃到内地去抗日，要将他捆送日军司令部，韩国磐被诈去三十元，才得以脱身。历经艰难到了福建，学院为了避战火，已迁往武夷山区。韩国磐逃到武夷山，才勉强安顿下来，重新开始了求学生涯。
高中时，韩国磐已写过不少诗文，他的《七律·采石矶怀古》写道：“青山数点枕江流，烽火逼天一战收。养士无功惭宿将，运筹决胜足千秋。风翻血浪归沧海，日照闲云过渡头。天堑今无南北限，棹歌容与唱渔舟。”从诗句不难看出，韩国磐已经显露出文学才华，而他自己，也想读中文系。来到武夷山区的江苏学院后，老师的话改变了他的主意，最终，他选择了史地系。
学院迁入武夷山区，并没有能摆脱敌机的空袭、轰炸，在一次躲避空袭时，韩国磐因脑贫血晕倒，以后是疟疾、痢疾接踵而来。高烧到摄氏四十多度，昏迷数日不醒。熬到1941年夏天，同窗好友参加转学考试，进了迁至长汀的厦门大学，韩国磐因病在床，没能参加考试，错过了这一机会。他有一首《久病书怀》，真实地写下了当时的心境：“淹留九曲忽经年，病入深秋只自怜，败褐悬床尘漠漠，残杯入手泪牵牵，魂归故国心如鹿，梦绕夜台命似烟，果有生才如此毕，褰帷我欲问苍天。”
问苍天，苍天亦无语，韩国磐只有等待。等到第二年夏天，他成功地考进了厦门大学。到了长汀后，刚刚病愈的身体缺乏营养，加上太劳累，他又患上了糖尿病、高血压，又因感冒引发急性肺炎，咯血满地。他有一首《肺炎愈后作》记叙了这一经历：“作客南疆已黯然，谁知肺病复缠绵。颜如槁木心徒壮，气若游丝意自煎。幸有良方除恶疾，且留微命待桑田。从兹屏绝劳生事，醒则优游倦则眠。”
贫病交迫，想休学养病，生活费从何而来？韩国磐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有一段时间，连寄一封信的邮票也买不起，更不论其它了。一双鞋子穿了3年，在‘粗砂大石相磨治’下，鞋面虽然未破，鞋底却早磨穿，脚掌和地面结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现为复旦大学著名教授的韩升是韩国磐的公子，他在《相依为命的追忆》一文中，记下了父亲韩国磐在困境中的一次大胆举动：“实在熬不下去，想起顾祝同为江苏籍将领，冒昧致函求助，不意竟获回音，且送他一笔钱，如久旱甘雨。”
正是当时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顾祝同赠送的这笔钱，救了韩国磐的一时之急。一学期后，韩国磐从厦门大学毕业，总算了却了一桩求学心愿。
大学毕业，韩国磐迎来了抗战胜利，1946年秋，他回到迁至厦门的母校，执教于历史系。当年，他曾赋诗“且留微命待桑田”，1949年，他终于迎来了久已期盼的沧桑变化——大陆解放了，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韩国磐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他发表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唐代灌溉事业的发达》等论文，以及《隋朝史略》《柴荣》等著作。这些论文，具有开拓性的作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侯外庐先生专门写信给厦大校长王亚南教授，高度评价，并提出让韩国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职。1956年8月，韩国磐被厦大提升为副教授，成为一颗闪亮的学术新星。然而，学术冒尖一旦遭人嫉妒，也是很危险的。韩国磐的儿子韩升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反胡风运动突如其来，那天上午，他还在家中读报，同为教师的母亲问他报上批判的胡风是谁，他说不知道，未曾听闻。下午到学校参加全校批判胡风大会，会上点名厦大胡风分子，父亲竟然在列，随即遭羁押于校内坦白交待。”
当时，韩国磐才30多岁，对前程满怀着美好的理想，政治上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晴天霹雳，他痛不欲生。尽管后来缺乏“罪证”，得到平反，但精神上已成为惊弓之鸟，身体也饱受摧残。多种疾病缠身，尤其是肠炎，严重时每日去厕所不下三、五次，且终生未愈；到了1958年，痔疮出血、胃下垂、肝肿大，继则患慢性肝炎，使他受尽折磨。
后来，身体有了好转，他又开始埋头钻研，正当他要拿出史学研究新成果时，“文革”爆发了。韩国磐作为厦大的“三家村”，和校长王亚南等首先被打倒。韩国磐写过一篇《论唐太宗》，造反派说他是在影射毛主席。在全身浮肿、无力自持时，两个人把他挟进会场，当做“牛鬼蛇神”接受“批判”。他先是被关，后又被安排去为学生刻讲义。
1975年，才56岁的韩国磐吃不下饭，去医院一检查，确诊为中期食道癌。医生切除了他20厘米的食道，把胃提高了20厘米，并且移到胸腔肋骨外面的皮肤下。外表看去，他的胃像个“肉瓶子”一直悬挂在胸前。挂着这个难以伺候的“肉瓶子”，韩国磐又活了20多年。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学术论文，完成了《隋唐五代史纲》的修订，并应邀至日本明治大学、京都大学、韩国庆北大学、忠北大学、朝鲜大学、高丽大学等讲学交流。
从海安乡下的寒门子弟，到一代史学大师，从56岁患癌，到84岁不幸辞世，韩国磐战胜了多少困厄？他的坎坷经历，着实令人称奇！
二
韩国磐的奇，还奇在他的治学精神。
这要从他的苦学苦读说起，因为这是他治学生涯的起点。
韩国磐上小学时，就养成了摘抄的习惯。每每遇到优美的词句，他决不放过，都要亲自把它摘抄下来，然后反复品味。在中学时，他抄过整本的书。有一次，他想读朱淑贞的《断肠集》，学校里没有找到，恰好在友人家看到了，他就借来，把整本《断肠集》全部抄下。在大学一年级时，他曾抄过六朝鲍照、江淹、庾信、徐陵等人的许多诗篇。一些常用而又没有重版的书，有时，他也全部抄录，他曾手抄过《大业杂记》《唐六典》等书。别人以抄书为苦，韩国磐却以摘抄诗书为乐。此外，他还下苦功背诵。《世纪学人自述》中，他曾忆及自己早年的学习生活：“背诵成习了，以后在中学、大学读书时，也常背诵必要的文章或史料，这是从小学时打下的基础。”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抄书，大量的背诵，为韩国磐日后治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要成为一代史学大师，还得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定意志。在背井离乡，赴武夷山麓的江苏学院史地系攻读期间。韩国磐家乡音断，贫病交迫，为了生活，他选课二十个学分，又在长汀中学兼课十七八节。压力像一座山，觉得快坚持不住了，他就默念孟子的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以此激励自己。后来因病重，他辍学一年。辍学期间，他不敢懈怠，苦读了若干诗词，又抄录了六朝名家的数百首诗，还搞了个自编的《六朝名家诗选》。日读夜思，甚至在睡梦中，他也不忘写作，《七律·梦中作》就是这样诞生的：“试将长剑倚崆峒，一扫中原胡虏空。未许楼兰偷饮马，底须回纥远从戎。书空徒剩雄心在，负杖真疑世运穷。满目河山谁是主，鸦翻猿啸夕阳中。”
一年后，韩国磐转学至迁到长汀的厦门大学。这时，日军垂死挣扎，飞机常来轰炸，师生面临生命危险，学校开课只得时断时续。一些学生支持不住了，陆续离开了校园。韩国磐思乡忧国，备受煎熬，但是，他没有趴下，在一首《月夜书怀》中，他写道：“独上河桥看月明，月华如水百忧并。年年战骨萦荒草，夜夜胡烽照玉京。举世空传王相国，令人长忆李西平。请缨合奋终军志，匣里龙吟夜有声。”
在战乱的风雨中，韩国磐思念家乡，渴望报国，他把无法排遣的痛苦化作了学习的动力。当时，学校迁徙，藏书散失，所存不多，他就节衣缩食，买书补充。只要一册在手，他就忘了一切艰难困苦。“幸有残书慰岑寂，一篇骚赋几孤吟。”凭着过人的毅力，他一边苦学，一边盼望着民族的解放。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苦学、苦读的韩国磐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论文接连不断地发表，一些学人惊异地发现：史学的天空出现了一颗新星，他是一位才30多岁的青年学者！这位学者就是韩国磐，凭着自己的学术成就，他很快成了副教授。
青霄有路终须上，学界无闻誓不休。他雄心勃勃，又迈向了更高的目标。就在这时，厄运降临了。“胡风分子”的冤屈，让他一下子陷入了痛苦的泥潭。怎么办？他问自己，又自己给出了答案：“自己选择的路，就是跪着，也要走下去！”他没有消沉，依然坚持学术研究。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屈原的《九歌》中，东君是日神，而在韩国磐心中，东君则是共产党。他在感怀之作《卜算子·咏梅》中写道：“寥廓岁寒时，坦荡孤山路。不管阴晴与昼昏，总把清香吐。蜂蝶本无知，冰雪难封住。海角天涯竞报春，全仗东君主。”他坚信党一定会为他做主，给他带来春天。这一天终于被他盼来了。几个月后，党就给他摘去了“胡风分子”的帽子。不幸的是，病魔这时又缠上了他：痔疮出血、胃下垂、肝肿大，接着又是慢性肝炎。精神的痛苦烟消云散，病魔的影子却紧紧跟随。加上国家又逢“三年困难时期”，他的生活也很艰苦，但韩国磐的心中只有自己钟爱的历史科学，生活中的一切艰难困苦全都被他置之脑后！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十年间，他出版了七本专著，发表论文达40篇！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些成果的背后，谁能说得清韩国磐付出了多少心血？原厦门大学副校长郑学檬教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厦大图书馆的中国古代史尤其是隋唐史都被他读过，有时候我想看什么书，一翻到底页，又发现韩老师借阅过的记录。”“有一次他给研究生开了一个很长的书目，该研究生不解就问我怎么去读。我说韩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你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学者谢挺，在《追忆史学家韩国磐教授》中也写道：“韩先生回复众多的来信；审阅他人的书稿、论文，每一句话都要认真斟酌，要通读原著全文，有时甚至看到眼睛出血，仍不间断。从查阅资料到校对抄正，他全靠自己完成。曾经有一个编辑惊叹：‘我当了20多年编辑，之前从未看到一篇论文，可以不改动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就可以付印的。’”
有人慕韩国磐之名，请他写《序》，他同样一丝不苟。原海安县文化局副局长张应和告诉笔者：“我请韩国磐为《海安文化名人传略》一书写序，韩国磐先后写来3封信。”1993年，鹭江出版社出版《郭化若诗词选》，写序的共两位：一位是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一位就是韩国磐。由此也可以看出：韩国磐在郭化若将军心中有着怎样的分量。
“文革”从疯狂状态渐趋和缓时，韩国磐接受人民出版社的要求，修订《隋唐五代史纲》。修订工作一开始，他常常废寝忘食，有时，他感到吃饭难以下咽，也没往心里去。拖到1975年初夏，去医院一检查，确诊为中期食道癌。
病情如同惊雷炸响，家人都惊呆了。韩国磐冷静地接受了这一残酷的现实，选择了手术治疗。医生在他的腹腔、胸腔、喉头处各开一刀，把右肋骨锯断三支，切除了20cm长的食道，又把胃提高20cm，与喉头连接，这叫“胃代食道术”。根据临床经验，医生怕接口发炎，为稳妥起见，把他胃安在肋骨与表皮之间。这样一来，他的胸前有了一个“胃瓶子”，看上去，像是胸口捂了只热水袋，可是，这个“热水袋”不仅要保暖，还得防碰触，防感染。
手术后，韩国磐的身体十分虚弱，虚汗不断，加上疼痛，他经常彻夜难眠。跟许多普通人一样，韩国磐也想到了死亡。是的，一个人也许能推迟死亡，但没有人能改变死亡。人能够改变的，是对死亡的态度！面对可能降临的死神，韩国磐选择了置之度外。他担心的是：生命之火一旦熄灭，《隋唐五代史纲》的修订就会功亏一篑，留下永远的遗憾。
为了不给后人留下未完的书稿，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在身上还插着管子时，他就一字一句地开始了《隋唐五代史纲》修订。生命同死神搏斗，事业与时间竞走。为了督促自己及早完成修订工作，他拟就了一张新的工作日程表，要求自己每天按日程表完成相应的工作量。医护人员被感动了，病友们也被感动了，而奇迹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韩国磐整天沉浸在对书稿的思考中，只顾修改补充他的《隋唐五代史纲》。完全忘记了病魔，于是，病魔竟然也把他忘了。一段时间之后，医生给他复查身体，他竟然恢复得像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莫道浮云终蔽日，寒冬过去是阳春。1976年，“四人帮”垮台，韩国磐喜不自禁，写诗抒怀：“先生引吭欲高歌，无奈喉头手术何。客里情怀随苦乐，病中岁月易蹉跎。南山射虎心犹壮，东海斩鲸志未磨。却喜而今形势好，同心四化整山河!”“朱颜皓首人争奋，揽月攻关志益坚。纵使衰残驽钝者，也随骐骥共争先。”他还要再展宏图，绝不停步！
1977年6月，《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出版了，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断代史。它比1961年的版本增加了十万字，几乎是对整本书的重新改写！要知道，这是他从死神手里抢时间完成的啊，完成这样一部厚厚的著作，该需要多么惊人的毅力！
1980年9月，韩国磐在上海师范学院作报告，他引用了王国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的名言，这段名言其实也可以用来概括他自己的治学。
三
韩国磐的奇，还奇在他的成就。
回望韩国磐的坎坷人生，他出生于贫寒的农家，既无家学渊源，也无名师指点。求学期间，战乱不断，大病数次缠身，学业两次中断，没有家庭支持，费用全靠自己，他竟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了厦门大学的全部学业，并成为优秀学子，留校任教。新中国诞生后，他很快成长为史学界瞩目的新秀。然而，命运又跟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他受到两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特别是“文革”期间，有段时间，他只能为学生刻蜡纸，搞学术研究的外部条件不佳。更糟糕的是患上多种疾病，严重时甚至昏迷不醒。50多岁时，他又患癌切除了食管，身体条件显然也不好。
可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韩国磐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不能不令人称奇。
盘点韩国磐的学术成果，且不说1954年至1963年他发表的40篇论文，也不说这10年间，他出版了《隋朝史略》《柴荣》等7部专著。单说1965年，《历史研究》第5期对他的《北朝经济试探》《南朝经济试探》就作过这样的评价：“像韩国磐先生在两书中这样全面系统地讨论南北朝的社会经济，还是初次”，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出版的经济专史，在内容和编排上，都有它的创造性”。白寿彝任总编的《中国通史》是一部22册1400万字的巨著，书中评价韩国磐“多有创见，自成体系，为隋唐史研究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
理想自有回天力，沉疴何碍著雄文。韩国磐癌症手术后，带病修订的《隋唐五代史纲》于1977年6月出版，史学界给予的评价是：“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隋唐五代近280年中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概况，是学术著作中一部较好的中国断代史。”（见张国刚《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教育部将它列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1977年、1979年、1983年三次再版，仍供不应求。
1979年10月，韩国磐出版了35万字的《隋唐五代史论集》，这部著作中的许多论述后来都成为经典理论，进入高校教材。1983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魏晋南北朝史纲》，该书45万字，同样被教育部指定为文科教材，被国内高校普遍使用。1984年，他又出版了两本书：4月，20万字的《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秋天，他与友人合译的36万字的《均田制的研究》（日本堀敏一教授著），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10月，他应日本著名私立明治大学之邀，赴日讲学，不仅给明治大学历史系师生，而且对全东京有关专业的研究生、老师作历史学及唐代史的报告，参加学术座谈会，还到京都大学作学术报告。他有两首绝句，记载了这次日本之行：“自古因缘说汉唐，一衣带水两邻邦。文章礼乐同源出，应有亲情万代长。”“万里扶桑一瞬通，交流学术乘长风。盛唐炎汉无穷事，都在讲堂谈笑中。”
1986年12月，他与友人合著、主编的34万字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该书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988年，《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1990年10月，他的《南北朝经济史略》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28万字。此书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奖……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歙张。2001年4月，厦大八秩校庆时，韩国磐出版的专著、教材已达15部，获得4项部、省级奖励。
60岁时，韩国磐曾满怀激情地吟道：“俯仰人间六十秋，阴晴显晦几欢愁。漫言玉烛传三岛，可有新词动十州？四害烟消天浩荡，三千水击意优游。风光满眼情何限，更上元龙百尺楼。”2003年，他不幸辞世时，谁又能说他没有登上“百尺楼”——他的许多史学观点已成为学术定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著作已经被哈佛、剑桥、耶鲁、早稻田等世界著名学府以及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等数百家国外学术机构馆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更是系统收藏了他的全部著作。《厦门晚报》曾以“史学泰斗步入历史”为大标题发表纪念专版。而《福建日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刊》则将他列为福建省最具代表性的8位“学术名家”之一，并特别指出：“王亚南、韩国磐、葛家澍等学界名家，在各自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创下了诸多‘第一’，建设起一批有较高的理论水准和创新能力的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
今天，从“百度百科”搜索“韩国磐”词条，他生平简介的标题是：“一代宗师，史学泰斗。”韩国磐，这位从海安走出的寒门子弟，显然无愧于这一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