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山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1930年的3月2日在上海领导创立，成员共50多人。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1936年春，根据形势需要，“左联”自动解散。 “左联”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6年，但它影响深远，无疑是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海安是个小地方，在抗战期间，竟有三位原为“左联”成员的作家辗转到来，他们的名字是彭柏山、李俊民、孙石灵。
一、“左联”书记彭柏山
1941年秋，彭柏山来到海安。“左联”成立后，彭柏山曾任“左联”大众教育委员会书记，此时来到海安，他是受党的派遣，担任新四军联抗部队政治部主任，兼任兴（化）东（台）泰（州）地委组织部长。
彭柏山，原名彭冰山。1910年出生在湖南茶陵县。他的父亲彭春保，在当地做长工，中年时双目失明。母亲谭墨秀，靠给人干苦活，以维持家用。夫妻俩生育三子，彭柏山排行第三，父母对他寄予厚望，让他读书。1930年，彭柏山在上海江湾劳动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同年，他被党派到湘鄂西根据地，在贺龙领导下编辑一份根据地杂志。1932年，王明路线的代表夏曦在湘鄂西苏区搞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彭柏山与夏曦意见相左，从湘鄂西苏区逃到上海，向党中央反映那里残杀“AB团”的情况，以制止左倾路线对革命造成更大危害。党中央领导肯定了他的立场，但要他立刻返回原地，坚持斗争。彭柏山认为：“如果中央不马上采取紧急措施，不光是我个人，更多的同志都会被杀掉。”就自作主张地留在了上海。1933年5月，党组织做出对彭柏山开除党籍的处理。
彭柏山酷爱文学，有志于小说写作。没有了党籍，不能再为党工作，他便像其他流落上海的进步文学青年一样，租了个亭子间，开始了小说创作。根据湘鄂西苏区那段极左路线带给他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不久，他就写出了一篇名为《崖边》的短篇小说。他拿给胡风过目。胡风看过后，对这篇小说的具体评价是：这是一篇真实反映苏区斗争和生活的作品，上海没有作家写过，以前虽然也有人写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但那都是凭空虚构的，不像彭柏山有扎扎实实的人物和细节。随后，胡风把小说推荐给了鲁迅先生。鲁迅看过后，直接把它推荐给了杨骚先生。 1934年6月，杨骚在其主编的《作品》杂志创刊号上，以头条位置发表了《崖边》，发表时的笔名为冰山。
彭柏山与鲁迅的交往开始于1934年的下半年，据1934年7月6日《鲁迅日记》记载：“午后得冰山信并《作品》二本。”当鲁迅得知彭柏山由于没有工作，陷入了极度贫困的状态。胡风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鲁迅。鲁迅嘱咐胡风，以后每个月从左联的工作款项里提取几块钱作为彭柏山的生活费。不久，鲁迅先生请10位“左联”青年作家吃饭，彭柏山就是其中一位。
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彭柏山一心一意创作小说，遇到难题，彭柏山会慎重地向鲁迅先生请教。受到鼓舞，彭柏山连续创作了《皮背心》、《忏逆》、《夜渡》、《枪》等小说，在上海形成了积极的影响，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他的中篇小说《崖边》，被誉为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写实篇章之一”。这一年９月，茅盾在大型文学杂志《文学》的“书刊评述”栏里，对近期较有影响的作品进行评述，《崖边》也在其中。茅盾写道：“这是用了严肃的笔调，写了一件严肃不过的事情。冰山好像是新人，他这一篇实在写得不坏。”1936年6月，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先生到中国来，作为文化交流，要求中日两国“交换彼此的创作”，请鲁迅先生给予推荐作品。《崖边》被推荐后，在日本《改造》月刊再次发表。同年８月，巴金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文学丛刊”，为青年作家出书；得到巴金认可，胡风把《崖边》及彭柏山已经发表的几篇小说收集起来，以《崖边》为书名结集出版。
1934年5月，经左联支部介绍，彭柏山重新加入共产党，投身革命工作。当年冬天，他被抓进国民党的监狱。在狱中，彭柏山受尽了折磨，于是他化名陈友生，给鲁迅先生写信求救。鲁迅接到通过内山书店的老板转交的明信片后，觉得不认识这个“陈友生”，让胡风来辨别字迹，胡风认出是彭柏山字。鲁迅知道彭柏山被国民党逮捕了。一边设法营救，一边给狱中的彭柏山寄去了《复活》、《波利华夫人》、《死魂灵》、《忏悔录》等世界名著。冬天到来的时候，他又给狱中的彭柏山寄去了棉衣和药。鲁迅先生的关怀，无疑给狱中的彭柏山以巨大的精神力量。
1936年，鲁迅逝世时，“彭柏山还在狱中，开始难友们瞒着他，怕他经受不住，后来得悉噩耗，他竟不吃不喝地呆坐了两天，悲痛之极，于是提笔写了《活的依旧在斗争》的短篇小说，“籍以寄哀言志。”（见秦建君《无限的信赖——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06月第1版）
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政府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答应无条件释放苏州监狱政治犯。彭柏山走出监狱，来到上海，在胡风、聂绀弩的帮助下，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被派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在军政治部民运部任民运科长，并兼邓子恢部长的秘书。
1939年春，彭柏山在军党委机关报《抗敌报》(三日刊，八开铅印)上辟了不定期的《文艺》副刊。所发作品多是反映新四军各战场和敌后斗争的英勇事迹。为培养新生力量，他经常凑着微弱的豆油灯看稿、改稿到深夜。一他共编了六期，出版了的六期副刊，他都寄给了胡风，由胡风在重庆版《七月》上刊出。他自己也挤时间创作了《晚会》、《岔路》、《我对于写作的学习》等小说和散文，刊载于重庆版的《七月》。这期间，围绕胡风主编的《七月》《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崛起了艾青、田间等一批青年作家，形成了中国文坛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在这一文学流派中，“叙事文学两大家：丘东平与彭柏山在最早从事叙事文学创作的七月派作家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丘东平与彭柏山。”（见李怡《七月派作家评传》）
1940年10月10日，正式番号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的部队在苏北曲塘镇（今属海安县）成立。第二年5月初，彭柏山调任“联抗”政治部主任。“联抗”是党的外围军，政治部主任担负整个政治领导的责任。为提高部队的素质，他恢复了《联抗报》，创立了《战士报》(每周一期)，亲自撰写社论。他确信鲁迅先生的名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为此，在“联抗”，他还与副司令李俊民一起创办了十六开、油印的《文学者》(不定期)文艺刊物。这是当时苏中根据地唯一的大型文艺刊物。这个刊物所发作品多反映敌后斗争的新人新事，影响很大，柏山亲自看稿、改稿常到深夜。敌情紧张，战斗频繁。作为一名作家，文学创作是他永不停息的梦。在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前夕，他仍然写了《鲁迅的启示》，在林淡秋同志主编的《苏中报》副刊上发表。1941年，他和当时任党报记者的朱微明结为伉俪。纷飞的战火和繁忙的工作，使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妻不得不长期分离，彭柏山在“联抗”只能在战火硝烟的间隙，写信传情，一吐衷肠。
联抗部队编入新四军序列以后，彭柏山进入野战军，先后任苏浙军区一纵队一支队副政委、三野六纵４８团政委、１６师副政委、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副军长。作为部队指挥员，他历经华东战场所有重大战役，戎马硝烟中，潜心构思与坐下来写小说是不可能了，但他依然不能忘情于文学，战斗间隙也还写些零星的文字。至于写小说的梦想，他一刻也未曾中断，他一直在头脑中孕育着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1946年苏中地区的“七战七捷”为宏大背景，通过华中野战军一个主力团——“老虎团”的活动，以及与黄桥地区百姓的血肉联系，既展示出这场战役的波澜壮阔，也表现出人民与战争的鱼水关系，说明战争的胜利取决于人民的支持。书名就叫《战争与人民》。
小说尚未写出初稿，中国就迎来了解放。彭柏山离开部队，先是任华东地区文化部副部长，后转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55年，中国文坛悲风横扫，彭柏山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牵连，进了共和国的监牢。1956年底出狱。出狱后的彭柏山在“运交华盖”的自嘲和“豪情都作断肠梦”的创伤中，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长篇《战争与人民》的写作，这部长篇又因两个主要人物“带有小资情调”而被组织上否定了。1959年的秋天，中央正式安排彭柏山去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就在准备上路的时候，上级又通知他去了青海师范学院，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1961年的冬天，饥荒严重。在老战友叶飞、皮定均的帮助下，彭柏山调进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当教授。他一面讲课，一面修改《战争与人民》，同时还写了一批作品鉴赏文章和论文。之后，他又转上“文艺创作”课。著名学者刘再复是彭柏山的学生，曾经回忆说：彭柏山“是多好的学者和老师啊。他不仅有学问，他的课也上得好极了，就是他教会了我写作。”
1965年，福建进入一级战备，炮轰金门。台湾在说要反攻大陆。彭柏山被认为“不适合在前线”。由中央教育部下令调至河南农学院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河南农学院图书馆工作的彭柏山遭到冲击。他的日记、照片、论文、笔记、信件、讲稿以及十多篇尚未发表的短篇小说，全部被红卫兵抄走，幸运的是《战争与人民》未被发现。彭柏山预感到生命的紧迫，要抓紧时间完成这部长篇。天寒地冻，呵气成冰，房间里没有取暖设备，他就用一条旧军毯裹着两腿，进行最后的润色与杀青。就在他被批斗致死的前三个月，他把这部经过六次修改、长达三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用工整的毛笔小楷誊清，用布包好，挂号寄给了在上海的妻子。1968年4月3日，彭柏山在郑州凄凉地辞世。
“文革“结束后，彭柏山于1980年获得平反昭雪。安徽的大型文学刊物《清明》选载了《战争与人民》的部分章节；整部书稿经周扬推荐，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彭柏山于1941年10月至1950年7月期间写给妻子朱微明的书信共133封，由朱微明编成《战火中书简》也得以出版。此外，彭柏山出版的的著作还有《三个时期的侧影》（小说集，1950年海燕出版社）《战斗中的书简》（书信集，1982年上海文艺社出版）《彭柏山文选》（小说、散文、书信、评论合集。200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4年4月22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胡风的文章《孤光自照 肝胆皆冰雪——纪念彭柏山逝世十六周年》，文中，胡风回忆了自己与彭柏山的交往，表达了深切而沉痛的悼念之情。书画大师赖少其则写下《悼彭柏山同志》：“江淮河海曾饮马，扬鞭抽剑斩恶来。忠良为国遭横祸。清酒一杯祭灵台。文坛宿将留遗作，繁华织锦辛勤栽。我向浩天三祝酒，春风吹到百花开。”诗作可谓很好地概括了彭柏山的后半生。
二、才子司令李俊民
1989年6月，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的江泽民为将出版的《天光常照浪之花》一书题诗云：“春翁讲述曾亲近，俊老诗篇我读之。今日元公遗著印，缅述写读出刊时。”江泽民在诗中提及的“俊老”是谁？原来他就是曾在海安生活过的“左联”作家李俊民。
李俊民，原名李守章，1905年出生于南通县西亭镇。他9岁入小学，13岁入中学。对中学时期的李俊民，作家章品镇在《一位跋涉者的回顾——记李俊民》一文中回忆道：“‘五四’时期叫李守章的少年，是南通中学的学生。他拍案而起加入讲演队，走遍全县集镇。也以此为契机，受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在这次运动中，现在怕巳难有了解，有过一股支流，就是少数青年曾被吴佩孚的声色俱壮所迷惑。等到京汉路‘二七’大屠杀的腥风吹来，才看清吴佩孚仍是个魔王。对他本有怀疑的李守章更深感这骗术的可恨，决意纵身跃入这有—股初生之犊气势的政治浪潮，愿为烈士的后续。许多同学就近投考东南大学，他则越南京西上千里远走武汉去报考国立武昌高等师范。李守章的政治生活有过如花似锦的开端。当时的武汉是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扩散地之一。武昌高师也已经有了党支部。他一入学就选了党的一大代表李汉俊的课，听讲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学校很快崭露头角。1924年董必武介绍加入董所领导的湖北国民党，参加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因董的推荐被选为省党部候补监委。”（见《花木丛中人常在》章品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03月第1版）
1925年，李俊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任中共武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俊民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后由大学者黄侃出面，找到当时的湖北省长肖耀南保释，才得以出狱。
1928年春夏之交，出狱后的李俊民回到家乡，到南通女子师范做了一名代课老师。可是，因背负“赤化”问题，他在南通依然无法立足，便应田汉之约到上海南国艺术学院工作。此前，郁达夫也辗转来到上海，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李俊民在上海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人地生疏，茫茫无主的情况下，郁达夫为他租赁房屋，安排包饭，鼓励他尝试文艺创作。除写诗外，他还写了《哑钟的破碎》、《秋之汐》、《寒宵》等小说，前两篇由郁达夫推荐给鲁迅，在《语丝》、《奔流》上发表，后一篇在郁达夫主篇的《大众文艺》上发表。李俊民来自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对工农革命比较熟悉，大革命失败后又接触了不少知识分子，所以在小说中热情歌颂了工农革命，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动摇性和失败后的颓废心态作了比较深刻的反映，因此，这些小说得到了鲁迅的赞赏。1929年，李俊民将这些作品辑成一本小说集《跋涉的人们》，由鲁迅先生交给北新书店出版，由此，“李守章”的名字在鲁迅先生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30年9月，李俊民参加了北方“左联”，担任秘书长。这一年，鲁迅在《二心集·我们需要批评家》一文中，夸赞说：“这两年里,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台静农的《地之子》，叶永蓁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将李俊民的小说排在首位，可见鲁迅对他的看重，这一年李俊民还不满２５岁。
此后不久，李俊民离开上海到河南淮阳，1932年，李俊民又去了济南从事地下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文教员，在济南省立高级中学任教。他讲古典文学《西厢记》选段，不但论述深刻，而且会唱曲牌，能边讲边唱，在学生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1934年至1935年间，李俊民在齐鲁大学兼课，经常在山东《国民日报》副刊《未央》上发表文章，后来又接手编辑《未央》周刊。他还写了《人与人之间》、《皮大衣》、《末落》等短篇小说，及历史小说《心与力》。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正在齐鲁大学兼课的李俊民满怀悲痛撰写悼念文章《不幸的纪念》，并编了《未央》纪念鲁迅特辑。虽然鲁迅于李守章有提携之恩，而且两人当时都在上海，有的是见面的机会，也许因为李俊民怕影响鲁迅写作，“不肯浪费他宝贵的光阴，哪怕是一时一刻也好”。结果竟无一面之缘。忙碌中，李俊民少有文学作品在上海的刊物上问世，他从鲁迅的视野里消失了。实际上，鲁迅还一直记挂着他。当时还是青年的心理学家丁瓒（慰慈）曾去看望鲁迅，鲁迅就问过他：“你们南通人有一个叫李守章的哪里去了？”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李守章当时已经到了济南。
在山东省政府（珍珠泉大院）前面的院前大街，济南学生界召开大会纪念鲁迅，韩复榘如临大敌，派大批军警包围了会场，大会气氛因此而更加肃穆悲壮。李俊民在大会上作了纪念鲁迅的演讲。讲起他的处女作《哑钟的破碎》由鲁迅拿去发表的经过，又谈到鲁迅对他另一篇小说《秋之汐》虽有意见，却在《奔流》发表时一字未改的往事，含泪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俊民离开济南，回到了故乡南通。不久他遇到了后来任“联抗”司令的黄逸峰。在《我与联抗》一文中，李俊民回忆说：“从1939年冬到1940年秋，我一直在泰州，开始接触到新四军的代表，这才看到了曙光，醒悟到如果没有新四军，我们必将一事无成。”见（《昨日辉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出版）。1940年底，《新通报》创办，李俊民自任主编。同年，“联抗”成立，李俊民任“联抗”部队副司令兼“联抗”东南办事处主任。作为一名学者、作家，李俊民指挥部队，抗击敌伪，打过不少漂亮仗，而与他耀眼的战绩相辉映则是他不平凡的文化实践。这期间，李俊民不仅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还支持筹办了联抗报社，出版《联抗报》。《联抗报》系三日刊，李俊民兼任社长。创刊后的《联抗报》，初期的社论多半由李俊民撰写。在他的支持下，“联抗”还办了一份发表文学作品的刊物《文学者》，这在全国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不多见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其它史料上读到《文学者》刊载过的作品，如《女囚》、《老太婆》、《抢枪》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学者》绝对是一份文化品位不低的文学创作载体。另外，李俊民与新四军陈毅军长也有诗唱和。《用陈毅将军“咏大反攻”原韵》一诗就是这样的作品：“土改狂潮动地来。农民到处笑颜开。地租剥削从今废。封建僵尸斗下台。苦水人前诉不尽。穷根心底想多回。认清地主即罪恶。识得劳工是英才。民主大权推审干。翻身事业好安排。深仇血债终须算。杀敌决心未许灰。曾看许谭下徐海。欢迎陈粟到江淮。还乡迷梦今已矣。复辟威风安在哉？自从农民坐天下。公堂审判蒋独裁。”这首诗署名李守章，曾发表于1948年2月6日《新华日报》华中版。
新中国成立后，李俊民离开部队，于1953年被任命为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同年底，他到上海，任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后改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社长。因为出版古籍，“文化大革命”中，其主要罪过便是“宣扬封资修”中“封”，出版社社长李俊民自然难逃厄运。加上他在1927年入党后，曾一度脱党。到了1940年代才重新入党。1962年，他曾写过一篇叫做《杜甫回家》的文章，又有影射“三年自然灾害”之嫌。这些“罪行”使他被列为上海第一批打倒的对象之一，受到了残酷的折磨。
“文革”结束后，李俊民得到彻底平反。他重新主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他当选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四十余年如逝波，豺狼狐狸自成窝。迷离扑朔人难辨，黑地昏天鬼唱歌。妖雾重来长不了，神光照处一朝休。济南我又飞车过，怒放心花乐事多！”这是1977年10月，李俊民在《归途过济南》中的诗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曾在海安生活、战斗过的“左联”成员，其晚年是十分幸福的。1994年6月29日，李俊民在上海逝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沉甸甸的《李俊民文集》。今天，捧读其中的《哑钟的破碎》等作品，我们仍能真切感受到１９２９年前后的腥风血雨，看到那种时代背景下的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
三、作家校长孙石灵
在海安高级中学校史馆“学校历任领导一览表”上，孙石灵任校长是在政治形势极为复杂的1945年秋至 1946年12月。任职时间虽短，他给海安人留下了难忘的一页。
孙石灵原名大珂，别名奇玉。1909年七月出生于海州（今响水县响水镇）。其曾祖、祖父、父亲均为塾师，孙石灵5岁入私塾，13岁时，父亲病逝，家境贫寒，在三叔孙筱山的资助下，他才得以继续求学。1924年，他考入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校址在板浦）。1927年夏，学校因战乱停办，孙石灵不得不回到家乡。家境窘困，社会黑暗，没有磨灭他的斗志，他曾作诗曰：“山长水远迢迢路，地北天南处处家，有泪莫为贫困洒，留将和血溅黄沙。”
1928年春，省立第八师范与第十一中学合并为东海中学，孙石灵又进该校高中师范科学习，并被选为学生会主席。秋后，学校取消学生供膳待遇，孙石灵挺身而出，组织学生与当局斗争，他出色的表现得到党的信任，后来经惠浴宇（解放后曾任江苏省省长）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3月11日夜，在东海县城张贴宣传品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移送江苏高等法院，次年冬，经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判刑6个月（实际入狱12个月）。
孙石灵获释后，因反动当局迫害，无法存身。1931年春，考入上海中国公学， 1932年秋，又进上海暨南大学就读，入学不久，孙石灵就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社盟。王淼在《响水赋》中写道： “寂寞文苑，孙石灵左联一旗手；苏北‘阿炳’，王云樵乐坛一怪杰。”可见孙石灵的这段经历，至今仍是他家乡人民的骄傲。
在上海，孙石灵边读书，边进行创作活动，著名的《码头工人之歌》就诞生在他的笔下：
从朝搬到家，从夜搬到朝，眼睛都迷湖了，骨头架子都要散了。搬哪！搬哪！唉依哟嗬！唉依哟嗬！笨重的麻袋，钢条，铁板，木头箱，都往我们身上压吧！为着两顿吃不饱的饭, 搬哪!搬哪!唉依哟嗬!唉依哟嗬!成天流汗, 成天流血, 在血和汗的上头, 他们盖起洋房来!搬哪!搬哪! 唉依哟嗬……
1934年聂耳和田汉推出抗日题材名剧《扬子江暴风雨》，剧中，选用了石灵的这首《码头工人之歌》，经聂耳配曲，成为与《毕业歌》、《大路歌》齐名的名作，广为流行（参见《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诗歌会诸诗人和臧克家等的创作》及《中国现代文学史大纲》）
1935年夏，他从暨南大学外文系毕业。因成绩优异，受到暨大文学院长郑振铎、及龙渝生等教授的赏识，得以留校任教。这期间，他先后创作了《新歌的创作方法》、短篇小说《小立子的悲哀》、三幕喜剧《文凭》、论文《新曰诗派》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上海沦陷，暨南大学迁入租界。孙石灵仍然坚持创作，先后发表了中篇小说《捕蝗者》、独幕剧《我们放开恩怨》、五幕悲剧《当他梦醒的时候》、长篇鼓词《胜利前奏曲》，抒发人民抗日热情与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丑恶行径。孙石灵以写小说见长，从1938年起，主要写富于战斗性的杂文。
太平洋战争爆发，暨南大学南迁福建。1941年底，孙石灵来到海安，他先是在私立成达中学任教。当年暑假，到苏北联抗部队主编《联抗报》。在“联抗”期间，十六开的油印《文学者》(不定期)创办。这是当时苏中根据地唯一的大型文艺刊物，孙石灵志主编。“这个刊物影响很大，投稿者大都是爱好文艺的青年，作品多反映敌后斗争的新人新事……但这刊物只出了几期，因敌情紧张，只得停刊了。”（参见江苏文学艺术网：朱微明《留取丹心照汗青》）
1944年，成达中学与进德两校高中部合并为“紫石联合高级中学”（海安高级中学前身），孙石灵成为联中能同时教英语、国文、哲学三门课的名师。1945年秋，年仅36岁的孙石灵任校长。曾先后担任紫石中学（海安高级中学前身）校长的孟心平、崔叔同共同撰文回忆当年，文中写道：“1946年8月初，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海安，七月底学校随政府复迁海安乡间，在长格头及其以北地区打游击……孙石灵校长留守学校，指挥行动”（见《海安县文史资料选辑（4）》：《紫石中学四个时期的简况》）
1952年9月，孙石灵调华东文联任职，由巴金、唐弢、王西彦、孙石灵九人组成编委会,筹备出版《文艺月报》。巴金任主编，王西彦、孙石灵等任编委。（参见《上海文学》2004年4期艾以《回忆,是为了澄清事实》）1955年4月，孙石灵调上海文艺出版社任副总编辑。1956年初，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时，他热情高涨，常深夜写作，4月1日，心脏病复发，不幸病逝。
孙石灵的作品，形式多种多样，有散文、论文、小说、诗歌和通俗化的文艺作品，他特别喜欢写剧本。主要作品有：小说《捕蝗者》(1933年)、《知己》(1940年)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作者很强的艺术概括力，他能深入地解剖人物的灵魂，并通过典型的生活细节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使人物栩栩如生地站立在读者面前。剧本有《卖牛》(1934年)，《无缝的篱笆》等独幕剧和多幕剧，在这些作品中渗透着作者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对各式各样“顽固阴险的小人”和庸俗卑鄙的市侩的憎恶。论文有《展开文艺通讯运动》(1939年)，《论“信手写来”》(1939年)、《评“阿Q正传研究”》(1935年)和《论典型》(1954年)等，紧密配合斗争实际，发抒己见，有独到的见解和强烈的战斗性。儿童剧《捉拿魔鬼》(1955年)，是他抱病写戍的。揭露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丑恶面貌。为了悼念他，195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石灵选集》，该书约40万字，收集了作者生前各个时期的部分作品共38篇。
孙石灵，这位海安教育史上的作家校长只活了46岁，海安人民却永远记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