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山

一、魏建功与陈独秀

提起海安的名人，有朋友说，可惜海安至今未出一名院士。其实，海安人中是出过院士的，他就是魏建功先生。

魏建功是我国现代音韵巨匠,汉字改革元勋，1901年11月7日出生于海安西场。小时候，魏建功曾在玉成公小学（今西场小学前身）读书，1918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文预科俄文班，但因病未能入学。1919年，他第二次考取北京大学文预科英文班，这次赴京，应该算与陈独秀有了师生之缘。

历史上，陈独秀是以“五四运动总司令”和中共第一任总书记而著称于世的，其实，陈独秀还是诗人、书法大家、语言文字学家。连登岗在《陈独秀的汉字观及汉字教学思想》一文中说：“高一涵先生认为仲甫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魏建功认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此作开古音学界一新纪元’。”（见《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引文中的“仲甫”是陈独秀的字。《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是陈独秀的学术著作，魏建功作序。

陈独秀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影响。有一则轶事也足以说明。1932年，陈独秀第5次入狱，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南通有一位研究文字学的程老先生，久慕陈独秀之名，特地去看他。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起初，双方心平气和，各抒己见。突然，为了一个“父”字的解释，两人争论起来，闹得拍桌对骂，互斥浅薄。陈独秀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人家行事。” 程老先生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同狱室的濮德志诌出几句打油诗劝他俩：“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 陈独秀这才和程某握手和好。

从1932年入狱至1942年离世，在这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陈独秀发表了《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论》、《〈荀子〉韵表及考释》、《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等多篇音韵学论文，而最能代表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成就的，则是他的《小学识字课本》。

“小学”是“文字学”的古称，后来又广义为“语言文字学”。《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晚年居江津时，倾主要精力、历经数载、最见功力的绝笔之作，其特点是形、声、义合一，集陈独秀一生音韵学、文字学研究之大成。而为该书校勘的，就是魏建功。据吴铭能《陈独秀晚年在江津》一文介绍：“魏建功对陈独秀帮助极大，盖魏氏深谙音韵之学，对古文字学亦具有功底，常提出不同见解，陈独秀对他颇为欣赏，也因魏氏看法而使文稿更修密完整。所以，民国廿九年十一月廿三日函示台静农云‘拙稿经建功兄校正，有所修改或加注，为益实多，惟后半尚未见有疑问示下，想尚未校竟，以便早日交陈馆长寄出付印’。”魏建功入北大时是小青年，陈独秀已是文科学长，以其特立傲岸的性格，在后来给台静农的信中，竟尊称魏建功为“兄”，可见两人友谊非浅。

至于《小学识字教本》的出版，据学者研究，该书写作时，陈独秀已经预领了稿费，可是，出版时，为书名，陈独秀与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生了争执。陈立夫怕“小学”二字引起读者误会，主张改书名，或用《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坚决不肯。胳膊扭不过大腿，于是，出版一事被耽搁下来。

1941年9月19日，陈独秀在致魏建功的信中说：“此书迟迟不能付印，其症结究何在耶？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耳！”。苦闷中，陈独秀要诉说，听他诉说的是魏建功。潦倒中的陈独秀，感时伤事，在一次与魏建功夫妇、台静农等人的端午聚会上，曾写下一诗赠魏建功：“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这次，听他倾诉的仍然是魏建功。

陈独秀生前与魏建功经常书信往来。据《传记文学》2006年第12期《魏建功与台湾国语运动》一文介绍：“从1940年至1942年,魏建功与陈独秀讨论文字、音韵、训诂方面学术问题的来往信件有27通。其中，陈独秀写给魏建功的20通，魏建功写给陈独秀的7通。”

陈独秀逝世后，对陈独秀的遗稿，魏建功付出了很多心血。2006年10月14 日 《人民政协报》方继孝《陈独秀晚年遗稿的下落》一文中说：“魏建功带走的《小学识字教本》原稿的下落如何呢？笔者与魏先生之子魏至先生多次探讨。”魏建功自己也在《江津杨鲁承钦士先生遗著五种》跋语中说：“先生（陈独秀）归道山……且谨保存遗稿手泽，属桐城方孝博、霍邱台静农、如皋魏建功共为集记，略订成（陈独秀）晚年著述若干种，皆国难疾病中所积存。”魏建功所说的遗稿手泽，包括了陈独秀1932年入狱到1942年离世这十年间的著作。

从生前的交流、探讨，倾诉，到逝世后的遗稿相托，已经足以表明魏建功与陈独秀情深谊长。

魏建功逝世时，相声艺术家侯宝林撰写挽联：“沧海历波涛新字典长传百世，深山藏著术古音系自足千秋。”挽联道出了魏建功先生两大历史功绩：主编《新华字典》；编著古音韵学。其实，这样的概括难免挂一漏万。魏建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自觉运用现代语音学原理，对音韵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探索的重要学者之一。日本著名汉语音韵学家本春彦教授，曾将中国三十年代的若干汉语音韵学概论性著作作了比较，有“最优秀的是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之说，柳亚子也曾评述：“自章太炎、钱玄同逝世后，在音韵学方面独树一帜的，唯建功一人而已。”

魏建功考入北大时，陈独秀是文科学长。30年后，新中国建立，魏建功是北大中文系主任（后任北大副校长）。两人都对音韵学、文字学有独到的研究，也许，这就是缘分。1955年10月，魏建功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说海安人中出过院士，这位海安人就是与陈独秀有着多年友谊的魏建功先生。

二、魏建功与鲁迅

前人论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说，鲁迅教过书，弟子也很多，但是，要论著名的弟子，人数也很有限。要在著名的弟子找一个海安籍的，恐怕非魏建功莫属。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出生于海安西场的魏建功比鲁迅小20岁， 1919年进入北大，1922年12 月17 日，北京大学举办“25周年成立纪念”大会。纪念会上，北大戏剧实验社社员演出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刚好来到北大，写了一篇《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由鲁迅先生翻译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文章针对话剧里男扮女装进行演出的事实进行了批评。魏建功当时担任北大戏剧实验社的干事，而且亲自参与了演出，看到鲁迅翻译的批评文章后，仗着年轻气盛，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即就写了一篇辩解文章，题为《不敢盲从—因爱罗先坷先生的剧评而发生的感想》。文中，魏建功很不客气地嘲讽了爱罗先坷的“看”。因为文章缺乏对一位盲人作家应有的同情，鲁迅随即给予回击，写下《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文中，鲁迅把魏建功称为“旧的不道德的少年”。这次论争，魏建功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两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原来，魏建功是鲁迅的学生。在《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见《文艺报》1956年第10期）一文中，魏建功写道：“1922年秋季开始，我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的学生。这一学年，我选修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史课程。” 魏建功甚至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每次听讲，他都是坐在第一排3号座。他对鲁迅很敬仰, 又正在认真地选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并且没有继续意气用事。鲁迅呢，通过了解，认为自己与魏建功之间是属于“暂时的误会”，从而也改变了对魏建功的看法。

这场误会也许是彼此交往的一个引线。此后，魏建功与鲁迅的来往多起来，今天，我们读《鲁迅日记》，不难发现，鲁迅日记中提及魏建功，前后竟有16处之多！这16处，除了1923年1月14 日所记“寄伏园稿一篇斥魏建功”之外，所记均为友好交往，时间起自1925年8月28日至1932年11月19日。有几处，鲁迅甚至称魏建功为“兄”。这段佳话，令人不得不赞叹。

鲁迅的杂文被称为“匕首”和“投枪”。鲁迅临终前曾表示：“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今天，翻开《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论争的硝烟。因为一场演出，魏建功与鲁迅有了论争，后来，鲁迅是怎样处理这件事的呢？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魏建功与同仁创办黎明中学，就曾请鲁迅前来讲课。当时，鲁迅身体不好，又正在跟罢免他的章士钊进行诉讼。尽管如此，他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先生没有游移，满口应允”（魏建功语）。在《两地书》中，鲁迅写到：“晚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忙于翻检电码之静农，一个是帮我校过《唐宋传奇集》之建功，同吃晚饭，谈得很为畅快。”可见，这时的鲁迅不仅原谅了魏建功，还与魏建功保持了很好的合作。

我们再看鲁迅的16本杂文集，这些集子都是按时序编排。按这一惯例，斥责魏建功的那篇杂文应收在《热风》或《集外集》里，可是，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全部杂文集，竟然找不到此文。是鲁迅先生一时疏漏吗？非也。鲁迅逝世10年后，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在《编后记》中，唐弢先生说：“我看这两篇是先生故意删去的……”这两篇之一，就是补录在该书中的《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一文。唐弢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从他的话不能看出，鲁迅生前对魏建功是多么爱护。

鲁迅与魏建功的友谊，《鲁迅日记》也提供了佐证。例如1929年5月29 日的记载：“七时往北大学第二院演讲一小时。夜仍往森隆夜餐，为尹默、隅卿、凤举、耀辰所邀，席中又有魏建功，十一时回寓。”5月30日记载：“……晚静农及天行来，留其晚餐。”（魏建功，字天行）；6月3日记载：“……携行李赴津浦车站登车，卓风、紫佩、淑卿相送。金九经、魏建功、张目寒、常维钧、李军野、台静农皆来送……”

再看《鲁迅书信集》，其中收有致魏建功的书信两通，例如1926年7月19日的信是：

建功兄：

给我校过的《太平广记》，都收到齐了，这样的热天做这样的麻烦事，实在不胜感谢。

到那时不可。不过如那边来催，非早去不可，便只好早走。

迅上

七月十九日

29日、30日，连续在一起吃饭，才隔几天，又去车站送鲁迅；7月炎夏，又不顾天热，帮鲁迅校稿，这就是魏建功！

鲁迅逝世后，魏建功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位恩师。他发愿要手写鲁迅先生的旧体诗刻木版印行，以纪念鲁迅先生倡导木刻艺术的功绩。当时，还没有现成的鲁迅旧体诗集，魏建功就托许广平从鲁迅日记和《集外集》里辑录了42首。然后，他又不辞辛劳抄好，遗憾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刻版印刷，抗战就爆发了。

战乱中，魏建功带着手抄的鲁迅旧体诗长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教学生涯。此后长卷丢失，出版计划只得搁浅。转眼到了1956年，在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魏建功写了《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一文（见《文艺报》1956年第10期），追忆了他与鲁迅的交往。此时，对鲁迅诗词长卷未能出版一事，魏建功仍然耿耿于怀，引为恨事。

所幸的是，魏建功辞世十多年后，他辛苦抄录的长卷被人发现，并于1996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这部《鲁迅先生诗存》，把鲁迅的诗词与魏建功的书法完美地结合，两位当年的师生、朋友又走到了一起。

三、魏建功与钱玄同

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略知一二的人，似乎都知道钱玄同编辑《新青年》时，曾向老友鲁迅约稿，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催促之下写成的。

钱玄同在8岁时，即识《说文》部首。1908年，他成为章太炎的弟子。后来，魏建功又成为钱玄同的人室弟子。魏建功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钱玄同在北京大学兼职任教，讲授“音韵学”、“说文研究”、“经学史略”等，魏建功去听钱玄同的课，觉得耳目一新，从此，便追随钱玄同研治音韵学。

钱玄同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据说，他上课拿起点名册，总是一划到底。你愿听则听，不愿听请便。对学生的考试试卷，他从不批改。学校要分数怎么办？钱玄同在学生名单后只管写，第一号是60分，依次加1分，第40名为100分。学生超过40名怎么办？第41名再从60分开始循环。他这样做意思很明显：你愿意学多少就学多少，老师不给你压力。学校不许他这样做，通知他：再不改试卷将扣发薪金。钱玄同竟包好一叠钱和试卷一起送去。并附言：“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言下之意是，你们的制度我固然会遵守，而我的原则也同样是不能动摇的。钱玄同还有一个特点，从不端师道尊严的架子。据1946年3月《国文月刊》第41期魏建功的《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记载“凡是大学里的学生，他一概称‘先生’；等相处熟，才改称‘兄’。”据魏建功回忆：章太炎最后一次来北平时，钱玄同向太炎介绍学生魏建功说：“这是魏建功，北京大学的同事。”可见，在钱玄同心里，他是把学生魏建功当作共事的朋友的。

钱玄同与魏建功朋友相处，待到魏建功毕业留校，从事音韵文字学教学与研究时，两个人的情谊更深厚了。1928年，钱玄同担任了北师大国文系主任，同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钱玄同极力动员、鼓励魏建功参加这项工作，魏建功参加了，并被推为七名常委之一，负责编辑《国语旬刊》，兼“大辞典编纂处”的资料员，当时，魏建功才27岁。

那些年中，钱玄同与魏建功还在一起办公，1928年以前，是在西单的教育部，1928年以后，在中海的大辞典编纂处。钱玄同常常是不回家，又不吃学校里的包饭，他的“食”生活，除了独自一人上小馆子之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骗饭吃”。当然，他的“骗饭吃”是有严格选择的，选的都是跟他极亲密的友人家。当时，除了魏建功，黎锦熙、周作人，马裕藻兄弟这几家之外，别人请他，他也不去“骗吃”，可见魏建功与钱玄同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钱玄同喜欢到朋友家去聊天，他自称是“生根”，就是说起来没个完，仿佛是屁股上生了根了。魏建功家则是他常常去“生根”的地方。魏建功在《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一文中有对“生根”的具体描写：“‘生根’的习惯，是早在下午四时，晚或六时，先生提了他的大皮包、手杖进了各家的客厅(多半就是书房)，坐下了以后，海阔天空的谈起。我所得益于先生的‘知人论世’、‘言道治学’种种方面，全是在这些时间里。”

魏建功相随钱玄同十多年。1935年，魏建功写成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古音系研究》，钱玄同要亲自为该书写序，谁知他因患病只能搁笔，为此，钱玄同在1935年3月14日，特意写信给魏建功：

建功我兄:

大著古音系研究印成已多日，而拙序迄未交卷，可胜惭谏!……弟病愈，必当补作此序，得于大著再版时补印入册，则甚幸矣。知堂老人序中云:“志在必写，虽或建功力求勿写而亦不可得也。”正与此老相同。书此致歉，敬颂撰安。

玄同急就

廿四年三月十四日

《古音系研究》出版时，魏建功把钱玄同的信排在序四的位置印出。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久宋哲元的部队撤离北平，北平陷人无尽的恐慌与混乱之中。钱玄同几乎一夜未睡，第二天一大早，就拎了手杖，提了个鼓鼓囊囊的大提包，来到了魏建功家。

钱玄同也想南下，但因多年的高血压病，走不了。魏建功南下之前，他请魏建功给自己刻了一枚图章，文曰：“钱夏玄同”。这是钱玄同早年反清革命时的名字，此时重新使用，其实是向魏建功表明：自己留下，绝不当汉奸。

两人临别时，钱玄同把自己在南方的长子秉雄的通信地址告诉了魏建功，请魏建功帮助打听。魏建功到了长沙后，不断地给钱玄同写信，通报信息。1938年冬，魏建功的妻子儿女要离开北平去昆明，魏建功请钱玄同给他一幅字，由家里人带过去，以作纪念。钱玄同如约写了章太炎《新方言·序》中的一段话。国破山河碎，未能离开北平的钱玄同心情极其痛苦，多年的高血压病也加重了。1939年1月17日，他终因脑溢血病逝北平。

听到钱玄同的死讯，魏建功异常悲痛。后来，他在《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中写道：“当真先生是逝世了，我们一家人都在后方无法证明讹误，我始终用沉默表示悲哀，到今天整整七年!我不作‘哭先师’一类的文字，文字写不出我所要说的话，写不完我所教人了解的我敬爱的先生!……我从民国十七年受先生命追随做国语统一的运动，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研究中国语文的书呆子……”

魏建功写给钱玄同的信，至今已无法统计，钱玄同写给魏建功的信，仅他保存下来的就有100余通，这些当然远不是全部。钱玄同逝世以后，魏建功把保存下来的钱玄同给他的信影印成一本，作为尊师的纪念，影印本封面上写着“钱玄同先生遗墨”，扉页上写的是：

先师吴兴钱玄同先生手札

弟子魏建功敬藏

业余，魏建功喜欢钻研书法篆刻，其字也深受钱玄同的影响。魏建功的学生张中行在《负暄琐话》中说，魏建功的字“是紧随老师的路子，隶书而渗一点写经体。钱先生继承邓石如以来的传统，用北碑的笔意写行草，飘洒流利”、“魏先生是隶意多于写经，更刚劲锋利，可谓青出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