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1915年），海安旅沪著名画家谭组云的夫人丁孺人去世，李叔同、丰子恺、沈曾植、俞钟銮、韩国钧、陆炳埏等书画大师及海安耆宿分别为其撰述、书写、序跋、题签墓志铭。一位平凡的海安女性领受到这等旷世哀荣，真令人惊异。谭组云何人？丁孺人何德？多位书画大师能为其撰书墓志铭呢？笔者一一叙述如下：

谭组云（1876～1949）名德锺，海安镇人。自谓：“余自民国六年，鬻书于大江南北，每岁必一归省母，后数月即出，诚一行云也。余号曰组云，居海陵之东，去海不百里，因自号海陵云。”旅居沪上后，历与康有为、吴昌硕、高邕之、李叔同、李瑞清、沈曾植、于右任、王一亭、曾熙、张大千等艺交并引为知己。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大书法家谭延闿合书《天马赋》，世称“南北谭”，后谭组云又以北魏为谭延闿书墓志铭。张大千兄弟常来谭宅谈艺，曾欲以古字画数幅与谭组云交换所饲白鹤，谭笑答只赠不换，传为沪上艺坛佳话。初遇于右任时，由王一亭在城隍庙书画会上介绍二人相识，于右任双手作拱说：“久仰大名！”双方抵掌畅谈书道，似久有谋交，相见恨晚。谭组云还在上海开设华商书局，专印名家书画作品与文字著作，曾与石涛、彭刚直、吴昌硕、李瑞清、李叔同、王一亭及子谭少云、谭小云、媳韩佩芬合版《十人书画集》。谭组云平时仗义疏财，为人厚道，虽家境较为宽裕，但告诫子侄一不做官、二不买田，故谭组云与沪上诸位书画家来往频繁，交情深厚。

丁孺人去世后，其墓志先由海安举人、南汇县训导陆炳埏（字子才）撰文，这陆炳埏乃清康熙三年进士陆舜后人，同治十二年拔贡，光绪五年乡试中第8名，因连中小三元而名噪乡里，海安镇三元巷就因其而得名。陆炳埏精通经史、诗词、文赋，著作颇丰，为海安饱学之士。他在墓志中详细叙述了丁孺人在童年时，九章八法已了然于心手，15岁后即能为夫分忧，襄助内政，且孝敬公婆、善待妯娌，不以贤能自傲。所生子女诚实和谐，门庭庶事雍肃秩然。特别是当婆婆、丈夫同时患病，她五十余日衣不解带，日供药饵，夜忙护理，且巧妙周旋两室，分别诉对方病已日渐好转，使二位亲人得到安慰，久之而皆愈。然而丁孺人却因长期劳累过度，形神日瘁，去世之日自婆婆以下、仆婢、邻居皆痛哭不已。陆炳埏在墓志中写道：“嗟呼！一妇人身，生则上安下全，殁没鞠躬尽瘁，谓为性情礼法中人岂不允哉！”谭组云每读皆泪流满面，为报答夫人的恩德，于是他邀请李叔同大师书写此墓志。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浙江平湖人。1906年公派入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1921年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改名李息，号息翁。1918年在杭州虎跑定慧寺披荆出家，取名演音，号弘一。李叔同为近代著名艺术教育家，一代律宗高僧。他才华横溢，绚烂之极，虽一生避世绝俗，但为人却无处不近人情。为便于李叔同书写，谭组云先命长子谭少云将墓志抄写一遍。时谭少云十五岁，受家风熏陶，其书法已显露头角，尊父命恭恭敬敬抄写完毕。李叔同乃性情中人，欣然承诺，且答应对少云的书法加以指导，他先通览全文，再逐字以硃笔圈点，全文582字，大师加单圈122个，双圈30个。此后，李叔同在浙江温州以汉魏为丁孺人书写了墓志全文，署名为“清布衣章武李息书”，完成了一代书法宗师为海安一位平凡女性书写的旷世之作。随后李叔同以信函将墓志邮寄江苏海安，信札上书“江苏泰县海安镇西街谭组云居士手披  瓯弘一缄”并钤“释演音”印。附信中曰：“墓志铭写就奉览。比岁以来，不轻为人作书誌铭，未开其例，今不书出家名字职是故也。”此段话既朴实，又情真，足以窥其对艺坛挚友的尊重和对贤慧女性的推崇。

虞山俞钟銮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为丁孺人墓志题跋，他在文中赞扬丁孺人在服侍患病婆婆和丈夫时，“以安心为剂，坦坦施施，权衡轻重以对，及愈乃告实，颂义所谓仁智者也。”并褒誉如汉代中垒校尉刘向在世，亦可将丁孺人补入《列女传》。跋文言简意赅，行楷厚重刚健。这俞钟銮（1952～1926）字金门，号养诰，江苏常熟人，虽仅是个举人，但他却是前清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的外甥。一生好诗文，通医学、善琴艺、工绘事，建学堂，多善举，在虞山书家中自翁同龢后推独步。

阜宁清末著名书法家、保和殿复试钦点内阁中书第一名庞友兰，在观弘一所书墓志铭后，为丁孺人的贤德所折服，亦题跋赠于谭组云。跋文曰：“海陵谭组云先生书名满中夏，尽人知之矣。其丁夫人之德行自非亲见无由知者，此文事博而词约，情达而理举。此书用汉魏笔划传钟王丰神，识文字者必人手一册，斯丁夫人之潜德幽光亦以震耀世人耳目可无疑也。”

民国江苏省长韩国钧与谭组云为海安世交，其侄女韩佩芬即嫁与谭少云，书法、诗词往来切磋更是频繁不断。对谭组云丧妻之痛韩国钧很是关切，于是他于戊辰大暑为丁孺人墓志写跋。韩国钧题曰：“谭君组云与余生同里閈，尝共朝夕，曩闻其丧偶，组云哭之痛。今读子才同年所撰墓志，而知其夫人之贤。组云悲之深且久为有由也。”文中赞誉丁孺人在家境困苦时“以一身支柱其间，已非恒人所能。”在服侍病中的婆婆和丈夫时“罹大难不驚不惑之精神”。韩国钧的书法厚重遒劲，有魏碑之骨气，唐人之风貌。谭组云在他编印的《古今大观》中称其“行书宗松禅，草书似孟津，大有提笔四顾而天地窄之概。”曾邀韩国钧与吴昌硕、沈寐叟、谭延闿、于右任、李叔同等名家为其《谭海陵金石书画》题跋。

弘一大师为海安丁孺人书墓志一事，很快为弘一弟子丰子恺知晓，丰子恺素与谭组云交好，于是也挥毫写一跋文，谭组云、谭少云父子感谢再三。丰子恺于1956年曾介绍谭少云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此是后话。此间，晚清布政使沈曾植（沈寐叟）也欣然题签“李书丁孺人墓誌”。

自此，谭组云夫人丁孺人这位平凡的海安女性，其墓志得到了七、八位近现代书画大师的垂青，实属旷世之哀荣。谭氏全家对这批珍贵铭文、题跋更是精心收藏。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谭组云的长孙谭学荣被错划为右派，发配甘肃中卫，家中将这批墨宝交谭学荣带去，算是给远行的长孙留个纪念。进入60年代，谭少云觉得这些铭文、题跋太珍贵了，还是放在上海家中稳妥，于是谭学荣又遵父命从遥远的甘肃将这些墨宝带回。怎料“文革”开始，在“破四旧”的喧闹中，红卫兵们到谭宅抄家，欲将这批墨宝带走，一向忠厚儒雅的谭少云此时挺身而出，拦住这些红卫兵，质问道：“谁家没有父母？怀念母亲的墓志怎么就成了‘四旧’呢？”，红卫兵们倒也被问得一时语塞，但有人说：这其中的丰子恺是我们上海十大反动文人之一，把他的题跋剪下来带走。于是，红卫兵剪走了丰子恺的跋，其他的幸免劫难，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也。我们今天仍然能一睹弘一、沈寐叟、韩国钧、俞钟銮、庞友兰、谭少云的传世墨宝以及陆子才的精彩文辞，这也多亏了谭少云义正词严的争辩和这些无知的红卫兵尚未泯灭的母爱。

谭组云晚年居海安潭园，与韩国钧、陆省吾创佛教居士林于海安凤山。谭少云20岁时拜吴昌硕为师，得大师之真传，35岁任上海交通大学书画教授，解放后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谭学荣后任甘肃省中卫县政协副主席，退休后定居南通市，诸位大师的这批墨宝即为其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