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静
我这里所说的文化,实际上是指城市的本土文化,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排它性。我跟我的同事说:20年后,没有人去看华西(这个时间说得有点长)。华西是贫困年代的一个传奇,吴仁宝的传奇。当大家都开着汽车,住着楼房时谁还会去看那些山寨版的天安门、太和殿和长城?要看去北京。当我们有了土豪金,还看它什么龙希大酒店。楼砌得再高比不上上海、比不上纽约。华西的发展缺失的就是一种传统地域文化的融入。周庄则不然,祖宗的遗产,今人的保护,使它风光无限:每年的旅游收入10多个亿。上世纪80年代,当一条公路修到周庄镇的西北角,要穿镇而过时,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拍案而起:“要在周庄开路,先从我的身上轧过去!”管用啊,一条阔大的柏油路在周庄的镇口戛然而止。海安没有这么幸运,没有名人勇士挺身而出,中大街、东大街消失了。仅存的有些破败的西大街何去何从?政协委员要调研,要思考,也要回答一些问题。大家也希望听到真实的声音。
去年西大街的居民联名给县委领导写信,强烈要求拆迁,言语中充满着激愤,说:你要保护,我跟你换房住。我们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自己睡到太阳晒屁股,不问他人饥饿冷暖。改善居住条件是老百姓最基本最实际最合理的诉求。西大街怎么弄?我先说说北京菊儿胡同的改造。1987年的北京,一场大雨过后,菊儿胡同41号院一个叫李福增的联名写信给北京市政府:要求有关部门对“危积漏”进行整修。“危积漏”就是危房、积水、漏雨。这个李福增就是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 张大民的原型。李福增家的房子就搭建在院子的那棵老榆树上。菊儿胡同整个环境残破不堪、拥挤混乱。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平米多一点儿,最少的仅2.5平。一个院子摊不上一个公用水龙头,上厕所要到几百米外的胡同口。特别是一到汛期,房管部门“救水”比救火队还忙。每户人家都要朝门槛外头舀水。
当时的北京市房改办找到了我国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杀鸡用了牛刀。吴良镛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后来成为两院院士,2011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当时的设计费1万块钱,是个“鸡肋”项目,多数设计单位对此不感兴趣。吴良镛对菊儿胡同开的“方子”叫“有机更新”,就像一件衣服破了打块补丁,只要精心缝补,也能成为装饰。具体“手术”就是:保一点,拆一点,建一点。对现存较好的加以修缮利用,对破旧危房予以拆除、重建。有机更新,不是大拆大建,“改天换地”,是城市的有机生长和延续。值得一提的是吴先生对质量较好的上世纪70年代以后建的房屋予以保留,不是说到历史街区就是明清建筑,我们尊重历史过程中的每一个段落。41号的门牌号码保留了下来,院中两棵老榆树也保留了下来。为了这两颗老楡树,设计方案 就改了七八次。每改一次,设计方案几乎要重新走一遍。
改造后的菊儿胡同,保留了老北京的生活,相对于后来层出不穷的现代化建筑,却更融入了城市的肌理,更加有魅力,对外国人也更有吸引力。210户的新四合院中,最多时竟然租住着70户“老外”。它是我国获得国内外大奖最多的建筑作品:先后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优秀建筑金奖、世界城市建设荣誉工程、联合国人居奖……现在是北京的一个旅游热点景区。值得注意的是菊儿胡同工程二期是亏的。这也从反面说明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遗产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不能把宝押在开发商身上。在利益面前我们有时更多地是和开发商坐在一个板凳上。当我们的文化情怀和社会理想,面对逐利的资本,有时显得非常的无奈。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总要对传统文化有一种责任与担当。
不是自恋,西大街破败的外表下,其实很是内韵的,甚至比起菊儿胡同来,有着太多优越,这里有单体的明清建筑,有亚元府、谭家大院、民国石库门,有戈扬(做过新观察主编)故居,有刘少奇陈毅粟裕留下的足迹。尽管西大街远不如中大街东大街来得瓷实,但它是海安人关于自己城市最后的记忆,有太多的理由应当在我们的手中获得永生。不能像北京城墙那样,拆了50年才来后悔。不能让我们的子孙若干年后来抱怨我们。我想,今天的办法应该比20年前多得多。只是要妥善解决“当前与长远”的矛盾。值得高兴的是:由县住建局规划科牵头上海一家设计院編制的《西大街修建性详规》已形成初步方案。在这个大的规划下,可先对单个大院进行修葺,鼓励民间资本介入,或参与修复,或购置产权。谁投资,谁冠名。解决了厕卫、通风、防漏、排水的宅院,有相对宽敞的院落,也更接地气,谁还会嫌弃它呢?我们要创造一种社会住宅,说得直白一点:既要住得舒适,又能延续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老死不相往来。要有人文交流、传统的情趣。韩公馆上世纪80年代修整时也很破败。石板街以宋街论,它有千年的历史,以石板论300多年。我们认真负责任地对待它,也许西大街的重生离我们期许的已经不远。一个城市既要有高楼大厦,也要有青砖小瓦。
第一,说说馆藏、城雕的文化内涵
海安博物馆的馆藏文物1160件,赶不上某些私人博物馆馆藏,而吴江作为一个县级市,它的博物馆藏品多达两万多件,其中不乏国宝级的文物。这不是文博人的错,一年两三万的资金,又寄居韩国钧故居内,难以作为。但我们至少要有一种危机意识,要有丰富补充馆藏的欲望。说到藏品,去年底,我们在杭州拜访刚刚卸任贵州大学校长的陈叔平,先生对家乡一往情深,愿意捐赠祖父、父亲的字画及相关藏品。陈氏故居位于草坝桥北首(草坝西河边17号),两层小楼80年的历史,前后院落附属用房也很完整,西大街的石板还在陈氏祖居的屋后顽强地向西延伸着……我们只要稍加修葺便可成为一处文化景观。它的内韵在哪里呢?我叫它“文教世家”:祖父陈雷是晚清书法名家,网上有他作品的标价。两个儿子:一个曾任铁道兵的师长,一个曾任之江大学理学院院长。之江大学是解放前中国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之一,是浙大、复旦的前身。第三代(孙子辈)出过两个人:一个曾任哈工大党委书记,一个就是陈叔平。陈氏家族不是望族,但一门五杰,有它特有文化内涵。现在陈氏故居住四户人家,每户人家每月向房管所交30多元房租,一年下来千把块钱。能不能安置好现住户,产权转移,由旅游文化部门来管理,作为一处文化景观来保护呢?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
仲贞子作为西冷印社成员,他的作品(特别是金石)以及他收藏的名家字画,文化含量是极高的。要关注,不能流失。西冷印社成立110周年才发展400多个会员,而中国书法家协现有会员就有8800多人(当然他本人也是中书协会员)。可见一个人弄点名气出来容易,成大家难。大师不是自封的,大浪淘沙的结果,社会、历史的认可。
再说新世纪广场。作为城市中心广场,它的设计建造是失败的。若干年前,关于这个广场我提过两份提案,意在改造它,无果而终。我知道这需要钱。但我们讨论它,达成认知上的共识,不需要钱。它的整个设计理念有偏差:过分强调了集会的政治功能,封闭式、多层次,影响了它的开放度与休闲性,甚至影响到交通。全世界都有的罗马柱高高地安放在南侧大舞台的上方,一个水泥的东西比例也有些问题。北侧,中洋的三条毛鱼(鳗鱼)晒了十多年,实在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样的内涵。一件优秀的城市雕塑作品不仅在于它的表现手法运用得怎样,更要追寻它的背后故事,要立足于城市本土文化,在传统中提取素材,突出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是城市雕塑创作的关键。王家先委员做了很好尝试。江淮文化园的发繇亭堪称精绝:古朴凝重,雄浑大气,充满质感。它的视觉冲击力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它是独特的唯一的,建筑背后的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春秋会盟。斗拱与高台是春秋建筑的伟大发明,发繇亭借鉴了这种形制,创造性地用青石重塑了我们城市的个性、灵魂与人文精神。不锈钢、毛鱼和罗马柱,还有什么理由占据我们的城市中心广场?我们在城市浮躁与单调中,沉默得太久了。当然,沉闷中也有亮点:省海中吕校长是一个智识者、文化的践行者:紫石私立初中校门的修复,老水塔的保留,东寺大殿、将军楼的拟建,都会勾沉一段历史,让人们产生永恒念想。我建议:要适时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在空间布局、文化标识、功能定位上,更加融入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
第二,要用好身边的国宝资源
我们在热衷于招才引智的同时,更应关注海安本土生长的国宝级人物。焦宝林作为中国扎染类唯一的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多少年才能出一个。焦宝林的扎染作品屡获国际国内大奖,作为江苏省非遗保护项目的第一传承人,带动了南通扎染走上产业化的道路。2010年,焦宝林向有关部门提出建立“中国扎染博物馆”的构想,得到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2011年6月,县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建馆事宜,形成纪要。据了解,大师作品作为规划中的县博物馆的馆藏是可行的,但从中划出部分做专业博物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需要看到筹建的实质性进展。我这里不能妄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而是希望两条腿走路:政府要担纲,要负责,要出血。在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做文化做好文化的同时,要加大对民间文博事业扶持力度,丰富它的内涵,提升它的品位,让我们的城市在长远的发展中,来得更加富有个性和精神气质。
韩国钧故居作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剥离出了它的历史环境,成为一个孤岛,一个盆景,其文化含量大打折扣。陆书记曾带他的同学察看过韩公馆,表达要回购A区(韩公馆南侧至原陆家巷中线以西地块),由政府重新规划的想法。这是一个很有眼光的想法。建议:按原样部分修复东大街,还原历史街区风貌,让国宝级大树重回森林中。我的观点:A区只能是提升后的海安民居,什么民国别墅、其他仿古建筑都是不相宜的。主政一方,增加几点GDP,若干年后没人记起,而修复一项文化工程,可以千古流芳!当然,我们做事不是为了留名,但历史不会忘记!
我始终认为:真正有竞争力的文化,一定是“活在当下”的。文化的核心信息,一定来自于历史传统。看一个地方是否有文化,不仅要看它有多少图书馆、博物馆、艺术中心,更要看它的内涵。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化习惯,文化氛围,文化传承,是一个城市永远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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