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忠言

父亲韩汉雏生于1901年，1918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七中学（现南通中学），因严重胃病几乎不治，未能继续升学。病体恢复后，时任江苏省省长的族叔韩国钧（紫老）将他带至南京省长公署签押房（省长办公室）任职。初任办事员，后任科员，学习文秘工作，草拟公文函电等，由紫老修改后签发。当时紫老身边幕僚多为名流学者，像方还、梁公约等不仅满腹经纶，又是民国时著名书画家。父亲自知学力不逮，压力较大。他曾对我说过，这些名公草拟文书往往一挥而就，文采斐然，并举过一些例子。其中我印象较深且至今尚能记忆的有一句：“虽忠怀耿耿，初无负于淮水钟山，而前路迢迢，终虑乎奔车朽索。”巧妙化用魏征句意，十分精警。父亲刻苦学习，将紫老与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名人来往信札及以往文书存稿找出作参考。又常温习《骈文类篡》《历代名臣奏议》之类至深夜，冬夜严寒常拥被温书。由于紫老不时教导，自己又能虚心向前辈幕僚请益，渐能胜任。我曾看过父亲珍藏的几本草稿，由最初紫老增删满纸，到仅改一、二字句，进步较快，常得紫老赞许，后升任紫老机要秘书。

    1925年紫老任满回籍，荐父亲至外交部上海交涉署任秘书。但紫老对他一直非常关心，常有书信往还，有一信中写道：“侄须知天生我才必有用，譬锥处囊中其末立见……”充满希望和鼓励。直到抗日战争期间，紫老仍与远在重庆的父亲保持联系，关心他的生活与工作。父亲在单身10多年后于1938年与母亲结婚，由防空总监部总监黄镇球主婚。紫老专门用工楷写了一封贺信。我现在记忆犹新的一句话是：“新妇是何学校毕业。”足见紫老对家人文化教育的重视。当时还有一封母亲的表弟汪家鼎寄自西南联大工学院的贺卡，淡蓝的颜色，上有红色的一箭贯双心图案，十分精美。表舅后赴美留学，是新中国第一批海归。先后在重庆大学、南开大学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清华大学任工程化学系系主任，是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1933年父亲转参谋本部一厅五处（空军处）任上尉书记，这是紫老学生刘君实中将的意见，当时军中李济深也是紫老学生。1936年父亲调军事委员会防空处（由空军处分出）二科任少校科员。抗战爆发，随政府西迁，防空处扩大为防空总监部，任中校秘书，一度调任防空学校教官。抗战胜利前夕，又调回总监部，任上校秘书。抗战胜利后一回到南京，父亲即呈请辞职，最终获准复员回乡。与张学良将军作为首批编余军官，名单登载报纸上，张名列第一，时父亲46岁。

    父亲抗战前在空军处和防空处任职期间，主要参与防空监视哨的组建，公余撰写有关防空方面的文章，多刊登于《亚细亚》月刊。抗战期间仍经常撰写防空文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航空杂志》1940年第9卷第6期就载有他写的《防空漫谈》一文。当年军事委员会防空处制定了全国防空监视情报网的配备计划，将监视哨分为防空监视队、防空监视哨、独立防空监视哨、水上防空监视船四种。根据防空需要在全国划分9个防空区。到次年抗战爆发时，全国共计有205个省防空监视队，1345个防空监视哨。这些监视哨人员携带通信工具配置在各大城市周围100-120公里的地境，当敌机飞临时，情报员即将敌机数量、飞行方向乃至机种逐次传递，以使预警区做好防空准备。遍布各地的防空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防空情报网络，在抗战过程中虽然中国地面上没有一部雷达，仅靠防空哨对敌机进行监控预警，但是日军所有前线机场都处于我方监视之下。日机起飞20分钟内，我后方防空指挥部就能收到敌机预警，从而组织疏散或隐蔽伪装。在抗战胜利后，陈纳德回到美国，特制了一万个飞机徽章，委托防空总监部总监黄镇球赠予在高山峻岭之上为国家站岗放哨的防空人员，以表达其敬意。不久前，表现国共两党协同保卫芷江的40集电视连续剧《最后一战》，就有在高山艰苦环境中防空监视哨防范日机，配合飞虎队作战及日寇处心积虑要将他们杀害的情节。

    父亲为人正直，有强烈爱国心。1937年春，日本人借口驻华武官佐滕在南京“失踪”事，制造外交纠纷，企图对华发动全面战争。当时南京局势紧张，父亲对带在身边读书的大哥说：“忠培，你把衣物书籍整理一下，日内送你回苏北家中。一旦战争发生，我随政府西迁，无论如何艰苦，我将坚持到底。不胜日寇，决不还乡。胜利之日亦即我还乡之日也。”1937年秋，父亲随机关西迁，在徐州失散。本可回家，但他义无反顾，设法乘火车至郑州转汉口终于找到防空处。武汉失守时，坚守岗位，直至日军进入市区才最后撤退。在重庆期间，常年订阅《新华日报》，选重要文章剪贴了几大本。我小时在家曾看到过，都是泛土红色的粗糙土纸印刷，足见当时物资短缺情形。父亲由此对共产党逐渐有所了解，常为此与上司意见相左，更为犯忌的是，有时甚至于酒后以《新华日报》的观念材料与同僚争辩，一点不顾及官场潜规则。

    抗战期间，毛主席曾签署致防空总监部电：望给编制，拨经费，于延安建立防空监视哨。父亲当时负责批核全国防空经费，当即复电表示同意建立，并按时拨发经费。而当时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势力渗入，致使防空总监部派去的地勤人员进入西康不久即告失踪。父亲对副监王锷说：“防空学校毕业的学员都是您的学生，不能再派去送死了”。同时决定不批发西康的防空经费。为此西康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王刚先是带口信恐吓，继之恐吓信内夹子弹进行威胁，而父亲不为所动，仍坚持不发。由于对延安、西康的不同态度，加之平常一些言论，遭诬指为左倾。王副监无奈，将父亲调贵阳防空学校任中校教官，实际王副监并未让他远赴贵州到职，而是继续留在重庆编写防空战史。

    抗战期间，父亲辗转于汉口、衡阳、桂林、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常冒着敌机轰炸深入第一线部署、检查防空监视哨工作。与此同时，也有了与下层广大民众接触的机会，见到沿途哀鸿遍野，国民党政治腐败，对其失望并渐渐萌生退意。因此抗战一结束，立即呈请辞职，并交还党证退出国民党。由于父亲平时注意操守，回乡时不仅路费发生困难，连脚上的力士鞋都打了补丁，与那些衣锦还乡的接受大员形成鲜明对比。1946年父亲回到海安，在家中闲居，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扬州天宁寺住持让之大和尚见他赋闲在家生活拮据，将南京一要人口信带给他，要他去南京任职，但父亲予以谢绝。国民党有关人士也曾希望他在地方上挂个名，也被他拒绝。

    郝鹏举抗日战争中投降日寇做了汉奸，抗战胜利后一度向新四军投诚，后又反水，杀害了新四军军部派去的党代表朱克靖将军，成为国民党中将。一次郝部驻军海安，想将司令部设在我家花园内，专门登门提出请求，被父亲严词拒绝。双方争辩言辞激烈，父亲说：我抗战八年，你在干什么的？郝恼羞成怒说：真抗战的人都死光了。父亲机警地说：某某人还健在。郝顿时语塞，理屈辞穷，悻悻而去。后一住于苏家巷南巷内一徐姓地方人士出面，到集贤馆请了一桌酒席送到我家前院客厅，陪郝鹏举一道再次登门，想缓和气氛，达到进驻目的。父亲以我祖父年老病重，不堪惊扰为由，仍然未予同意，郝鹏举终于未能踏进我家后院一步。事后，父亲对家人说：郝鹏举不仅是汉奸，还是反复无常小人，决不能让这种人住到家里来。

    解放后，父亲看到政治清明，经济一天天繁荣，人民生活改善，对共产党的领导由衷敬佩。我记得1955年县委统战部长和一位秘书到家中对父亲说：“汉老，国家花了几千元对你的历史进行了认真调查核实，你的历史是清楚的。希望不要有顾虑，大胆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父亲曾任海安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县政协常委。1956年父亲在《新华日报》发表《海安古今水利水患》一文，揭露旧社会不顾人民死活，老百姓饱受水旱灾害之苦，热情歌颂新中国水利建设成就。当时南通行政公署专员郁谦曾为此亲笔致信父亲表示祝贺和鼓励。50年代海安建烈士塔，大门牌坊上对联乃先父所撰:碧血丹心尽洒河山三敌驱除成解放,苍松翠柏拱依墓塔五星照耀继功勋,表现了对先烈功业的歌颂和追念，对仗也十分工稳。

    《海安镇志》载：祖父国铭公是我县从事国际贸易第一人。祖父是儒商，他将多年经营所得大部分用于营造花园，于1917年落成，1927年又扩建。花园占地近四亩，园内古树名木盆景及假山，蔚为大观。紫老命名为《补园》并题额，又为花园草堂撰书一联：“半世经营因俗累，一生辛苦为花忙。”与祖父身份十分贴切。抗战前花园内常年有三名技艺精湛的园丁打理，每年春秋二季还延请泰州和如皋两批花匠制作盆景，称为东派和西派，双方争奇斗艳，各展所能。省文史馆馆员、金石书画家仲贞子老先生生前曾对我和谭伟说过：他年轻时曾到花园玩过，仅盆景有上千盆，极一时之盛。由于花园远近闻名，陈立夫过生日时，有人讨好想在花园购点盆景送礼，但祖父爱花如命，再高价钱也不肯割爱。1954年父亲将花园十几盆盆景送给县工商联点缀庭院，被洋蛮河农场场长见到，上门延请父亲协助农场建花房苗圃。父亲毅然将花园中几乎全部花木盆景无偿捐献农场，足足装了两大船。其中有从日本采购回来的六大盆樱花盆景，特别是十多盆巨形罗汉松盆景，其紫砂花盆直径达1米，两排相对，形成甬道，人们穿行其下，甚为壮观。改革开放后，部分罗汉松盆景卖到美国，为海安赚取不少外汇，这是后话。

    父亲热心文教事业，1956年海安镇仅有中学一所，许多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地方政府准备筹办民办中学，邀父亲出任校董会成员。父亲说服族人献出祠堂作为校舍，并动员里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如张森女士一次就捐出几千元，解放前大学毕业的于秀龙女士也出来任教。经过政府和群众共同努力，当年秋季海安镇民办中学建成招生。

    祖父也很喜欢收藏古玩字画，花园书房内藏有名人字画几大箱。其中精品如史孝山《出师颂》手卷，扬州画派李蝉、郑板桥、边寿民、王小梅及黄宾虹老师陈崇光书画。翁方纲、刘墉、王文治、梁山舟、吴昌硕、张謇、韩国钧、李瑞清书法。各式形制的端砚、陈泥砚整整一大箱，其中苏州顾二娘雕刻的两方簸篮形端砚异常精美。折扇、团扇，名家所治印章等不计其数，有一方印章是用脱水后的南瓜蒂镌刻，巧妙地利用其自然形状以篆书阳文治成，既精巧又古朴大气。1958年海安县筹建博物馆，初期由父亲主持其事。他将家中不少书画古玩精品捐出，并抱病参与展品征集和鉴别工作，当年年底主持了首次陈列展览。后父亲病重住院，政府领导关心，给予公费医疗，经医院全力抢救脱险。父亲病愈后虽身体十分衰弱，但仍接受县委、县政府交给的编写县志任务，1960年开始着手搜集了大量资料，撰写了海安历史沿革、地理形势、人文风情乃至民谚俚语近十万字。我们劝他不要过劳，他说：“这是我留给家乡的最后一点心意，不抓紧时间不行啊！”直到文革发生才不得不中断写作。这些材料文革中曾被搜走，但并未毁掉，而是保存在县革委会。当时在教育局教研室工作的蔡雅薇老师（后任县教师进修学校领导）曾看到过，并告诉了我姐姐韩忠庆。她现已87岁高龄，对当时情形已不能记忆。我县修志的历史实际在1960年已经开始。

    文革中父亲遭受迫害，但对共产党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并反复教育我们要始终记住“听、跟、走”三个字，即“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父亲不幸于1969年春去世，1978年党和政府为他平反昭雪，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天天繁荣，人民生活一天天幸福。现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果，父亲地下有知，当会含笑于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