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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光
北洋政府时期，各省都有一个影响本省政局的大员——督军。从1911年到北洋政府失败，督军的名称是不同的。辛亥革命后的几年称“都督”，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改称都督为“某将军督理某省事务”。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就改称“督军”。民国十一年，总统黎元洪要废除督军，但没有成功，遂改督军名为“督理某省军务事宜”，简称督理。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段祺瑞上台，又用“督办军务善后事宜”，简称军务督办、督办。名称变化不停，实质是一样的。为使叙事方便，本文均用“督军”一词。
1911年以后，韩国钧先后任吉林民政司长、江苏民政长、安徽巡按使、江苏省长等职，先后与五名督军共过事。探幽韩国钧与五任督军之间的关系，可以厘清韩国钧一段重要的人生历程，也看到民国官场上特殊的政治生态。
与陈昭常，志同道合，相处融洽
宣统三年（1911）六月，韩国钧调任吉林民政司长，这个职务相当于过去的布政使，世称“藩台”，按照旧制，布政使的品级为从二品，是“高级干部”了。这是韩国钧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梯。六月十六日，韩国钧卸奉天交涉司篆务，即乘火车，转轮船，七月十一日来到吉林履新。不料，八月二十一日就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历史走进了民国。
韩国钧一到吉林，就与陈昭常“搭起了伙”。陈昭常，字简墀，广东新会人，比韩国钧年轻十岁，他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历任瀚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候补道员，曾出国考察洋务，遍游英、德、法、俄、美、日诸国。历任广西右江兵备道、督练公所督办、洋务局总办，长春知府、山海关道员。1905年任京张铁路总局总办，是詹天佑的顶头上司。1907年任督办延吉边务兼吉林省各军翼长，署珲春副都统，次年任吉林巡抚。陈昭常是一位富有历练的地方大员，长期身居高位，韩国钧到任时，他已在吉任职四年。
韩国钧与陈昭常一见面，在政治上就引为知己。两人联名向北京发电，反对“垂帘听政”。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依慈禧太后遗命，由溥仪（宣统帝）即位，光绪帝的皇后叶赫那拉·静芬为“兼祧皇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为隆裕。当时溥仪才三岁，朝廷议政时，隆裕太后陪坐在溥仪身后。这给臣下和社会的印象是，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才结束，隆裕太后的“垂帘听政”又开始了。消息传到吉林时，恰好韩国钧刚刚到任。韩国钧与陈昭常对隆裕“垂帘听政”消息的反应是一致的：颇为惊骇。两人马上联名给北京发去了电报，反对朝廷继续“垂帘听政”的历史。朝廷马上来了回电，回电称：隆裕太后并不是垂帘听政，而是宣统皇帝太小，军机处议政时，要有隆裕太后陪坐在溥仪身旁，御制圣旨时，要由隆裕太后帮助溥仪加盖公章（玉玺），朝廷其他大小事务皆由内阁主政。为此事，陈昭常、韩国钧两人都受到了一通训斥。作为地方大员，妄议中央是严重逾规的，况且，“垂帘听政”一词在清末高度敏感。幸亏其时清朝廷已经气息奄奄，否则，韩、陈两人会受到严厉处分。
韩、陈联名发电反对“垂帘听政”一事很值得研究，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晚清时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达四十八年之久，这种“牝鸡司晨”的现象毕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的隔膜，对此，清朝官吏队伍里“腹非”的人不在少数，只是大家都不敢说出口而已。二、韩国钧、陈昭常都已在清朝宦海里沉浮多年，对官场忌讳了然于心，他们一见面就能交谈如此敏感的话题，并公开向北京发电，说明韩、陈二人政治上高度契合，性情相近，相知甚深。
在吉林，韩国钧与陈昭常共同应对了一件重要抉择，就是面对“吉林独立”的议题。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响应，江苏、安徽、湖南等省份相继独立，清王朝陷于土崩瓦解。这时，吉林学界、韩边外后人韩登举等即起而响应，呼吁吉林省也要宣布独立。韩国钧认为，“吉林处日、俄二强之间，与他省情形不同，不如仍旧观其变。”他四下劝诫，稳定了局势。韩国钧的这个处置不能视为孝忠清廷之举，他不是一个因循守旧、迂腐教条的人。此前的九月，江苏宣布独立，韩国钧还以“苏人名义”给江苏都督程德全发去贺电，称程德全“独创一格以保全地方，苦心可仰”，韩国钧是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的。清代的吉林省，地处中国东北角，其东边、北边与俄罗斯接壤，其东南边境与朝鲜连在一起，朝鲜时为日本统治，吉林确实处于日、俄两强之间。当年的12月，外蒙古封建主在俄支持下宣布“独立”，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封建主也得到沙俄支持宣布“独立”，韩国钧的担忧确实具有先见之明，他对国家领土的安全有着天生的警惕性。
1911年10月，呼吁“吉林独立”的声音抚平以后，陈昭常就密电请辞，推荐韩国钧代行吉林巡抚之职。韩国钧得知此情，立即给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去电，力辞陈昭常的美意，并请陈昭常留任，电文中说：“扰乱之际，惟以维持现状为要，不应有所变更。”
1912年《临时约法》公布以后，韩国钧决意辞职，并先把家眷遣回故里。经过他一再请辞，到当年十一月才得政府允准，吉林省民政长一职由陈昭常兼任。在吉林任职一年多，韩国钧经历了“百端困难”，但从韩国钧回忆的文字看，这一年多时间内，他的心情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他与督军陈昭常关系比较融洽，他们一起担当，一同议政，甚至一同犯忌。
韩国钧辞职获准，离吉南下，临别之时，互有赠言。陈昭常书赠韩国钧曰：“紫石司使大公祖，宦吉年余，艰难共济，临别赠此以为异日重逢之券。”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可惜，韩国钧与陈昭常经此一别就再也没能重逢。韩国钧离开吉林后就回到了江苏，陈昭常在吉任职到1914年，是年6月，陈被调任广东民政长，于赴任途中病逝。陈昭常送给韩国钧的临别赠言，韩国钧一直珍藏到自己的身后。
对张勋，为保黎民，罗掘以应
韩国钧离开吉林后，一路经长春、奉天、天津、南京、上海，于1912年12月27日到达海安老家。此后，他为地方事务，在南京、泰州、上海奔走。1913年，袁世凯图谋扩充军队，通令“尊崇孔圣”，举行祝孔典礼，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孙中山在南方发动“二次革命”。7月，黄兴在南京设立讨袁司令部，并邀江苏都督程德全、江苏民政长应季中等联名宣布江苏独立，发表讨袁檄文，其时，韩国钧也在南京，黄兴找到韩国钧，请韩参加联名，被韩国钧拒绝，他认为，自己是地方官员，应以保护地方为职责，不敢参与武力冲突的事。随即回到海安。
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党，袁世凯调张勋及其辫子军和冯国璋部，分两路合攻南京，打垮了义军，黄兴逃亡日本。是役，“辫帅”张勋极其卖力，他组织了辫子军敢死队，许诺士兵破城之后“准许士兵大抢三日”，辫子兵怀着入城后抢掠发财的心理，疯狂攻城。攻入南京城里，辫子兵们有张勋“三日大抢”“三日不封刀”的特许，放手抢掠、强奸、杀人、放火，穷凶极恶。南京的百姓惨遭涂炭，许多人家“虽家具什物，亦搬运全尽，各等人民体无完衣”，大大小小的商铺“无一幸免，甚至有连劫三四次者”。路边河坎死尸遍地，号泣之声不绝于耳。许多妇女不堪污辱，投秦淮河自尽。
张勋（1854—1923），字少轩，江西奉新人,行伍出身。中国近代北洋军阀首领之一。清末任云南、甘肃、江南提督，清覆亡后，禁止所部剪辫子，被称“辫子军”。
张勋入城后，袁世凯任命他为江苏都督，后又简韩国钧为江苏民政长。8 月21日，韩国钧接篆，24日到了南京。他亲眼目睹了南京劫后的惨状，《永忆录》记道：“过下关下车，即见被焚之商店。入城则市肆各闭其门，其开肆者寥寥数家。曾见鞋肆列架者，不过三两双。”“余初入省署，见瞻园内死马在地。东偏厅事前，倚树而立者，赫然陈死人也，血迹染树根，至今未泯，而同署员司则已若忘矣。”“宁垣劫掠，委托士绅详细调查，都计损失一千五百余万元。”
张勋比韩国钧早几天到任，一坐上都督宝座就抢先抓权。韩国钧记录：“余未接省篆之先，即请中央划分军民权限，奉令饬遵官制条例办理。张督方谓，民长与藩司相若。迨见明令，始憬然悟，然六十县已委任五十四，四十八税所已委任四十五。余到宁后，除扣留年未二十之无锡知事外，余与张督声明，知事而贤，余方保奖之不暇，否则即余所委派，亦复不能姑容，若税所则以比额为标准。张督无以难，余即以此执行。”张勋于当年7 月下旬就任江苏都督，韩国钧8 月24 日以民政长身份到了南京，前后相距仅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张勋抢先把全省的县知事、税所主官几乎都任命了一遍。南京遭到破坏、劫掠，如何收拾，如何重整，张勋一概不管，只是有好处，有利益，他就抢抓、抢捞。
南京城被张勋及其辫子兵破坏得满目疮痍，有如人间地狱，韩国钧一到任就勉力收拾残破，妥谋善后救济，“力请中央发款一百八十万元”，按士绅们所详细调查的成数“分别偿恤”。要稳定人心，必须迅速恢复生产生活，韩国钧“首贷款于柴米各肆，继贷于布业，再次各商店，如是者二十余万。又与教育司长商，先恢复初、高等学校。未二月，流亡稍复。”
张勋是督军，他的辫子兵军纪太差，在南京城里张牙舞爪，老百姓人心惶惶，也引起外国人的不满。袁世凯以此为由，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而以冯国璋继任江苏都督。为了让张勋能顺利地离开南京，袁世凯特意派阮忠枢、段芝贵先后来南京，面劝张勋移防徐州。阮忠枢是袁世凯的幕僚，历任总统府秘书处副秘书长、内史长等职，他是袁世凯幕内不可或缺的能人，其特长是专门对付桀骜不驯的军阀。段芝贵系北洋武备学堂出身，曾任陆军第三镇统制，督练处总参议，民国初任驻京总司令官，统制陆军、武卫右军，继任拱卫军总司令。袁世凯动用这两个人来南京“劝说”张勋离宁赴徐，说明袁世凯对张勋的横蛮霸道心知肚明。阮、段二人与张勋“切商，久乃就绪”，但是，张勋开出了条件，张开血盆大口，索要一百万元“军饷”，这让韩国钧大伤脑筋。
南京城里的老百姓对张勋和他的辫子军既愤恨又害怕，听说辫子军要移防，恐慌又起，生怕再遭一次浩劫。以张勋的匪性，如果不答应他的“军饷”的话，他要么不肯走，要么再来一次洗劫，这几乎是肯定的。为了维护南京的安定以及居民的安全，韩国钧只得出面多方筹款。关于这一次被逼饷，韩国钧后来回忆道：“惟其（张勋）频行时索饷百万，挪甲补乙，已付十之九，频行之前一日，非再索六万元不可。维时悉索已尽，无可为计，自料多数已付，不致以此区区而致决裂。张督派委坐索，不应则势已汹汹。至灯时，竟传卫队将围民署。段将军乃呼其委员呵斥之曰：汝都督带兵往民署，我必率兵解此围！其事始罢。”
在张勋离开南京的时候，韩国钧照例前去送行。此次“送别”，是在派兵向韩国钧催逼要钱的“翌晨，余至江干为张督送行，则欢然如平生矣。”“张督去任，余送之江干，张督笑谓余曰：此次累公多白几茎须。此亦谐语，可见当时困难为所共知。”
与冯国璋，心知肚明，不伤情面
张勋离开南京后，江苏督军自然非冯国璋莫属了。冯国璋（1859-19190，字华甫，一作华符，河北河间人。光绪二十一（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冯国璋与王士珍、段祺瑞同入袁幕，三人后被称为“北洋三杰”。光绪二十五年随袁世凯到山东，负责全省操督事宜，光绪三十四年以镶白旗汉军副都统衔任禁卫军都统。民国元年（1912）任直隶都督，仍兼禁卫军军统，1913年以第二军军统兼江淮宣抚使。是年7月二次革命起，黄兴在南京宣布独立，袁世凯命冯国璋率部与张勋配合攻打南京，破城后被袁世凯任为宣武上将军。冯国璋是跟随袁世凯起家的，他是袁大总统的心腹，韩国钧对此心知肚明。
冯国璋于1913年12月16日就任江苏都督。此前，韩国钧与冯国璋已有交往。7 月份，冯国璋刚进入南京城，看到报纸上有一篇文章出言不逊，冯国璋大怒，派宪兵去抓写作该文的记者，韩国钧出面找冯国璋缓颊，冯国璋立即作罢。
在一定意义上说，张勋离宁，冯国璋任都督后，韩国钧才真正开始了对江苏的治理。此前，他大部分精力都是紧急救火、收拾残破，积极维稳，竭力恢复老百姓的正常营生。政局既定，韩国钧励精图治。民国三年春节后一上班，就率人到水西门勘视秦淮河，并筹发7万元，即日开工，疏浚秦淮河；三月初一日，召开江北运河会议，筹办淮徐海赈款28万元；四月初八日，又到常熟，勘视白茆河工，谋算挑浚费用20余万元。韩国钧办事雷厉风行，财源也不断流向民生，这让冯国璋心里很不痛快。
5 月24日，中央政府传来一纸调令，任命韩国钧为安徽巡按使。韩国钧当然感到突兀，但他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冯国璋倒也不失“君子风度”，他从北京回到南京后，对韩国钧说：“项城（袁世凯）欲以军署兼民政，非所愿也。”冯委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韩国钧自然心领神会，双方客客气气，一点都没有伤情面。
韩国钧与继任齐耀林办理了交接后，就给北京去电，辞任安徽巡按使之职，中央政府未准，韩国钧又请假一个月，北京同意。七月十八日，韩国钧回到海安。八月，韩国钧从海安向北京发电报，要求觐见大总统袁世凯，随后赶往北京。
韩国钧这一趟北京之行，同时见到了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后来，袁世凯又两次单独召见了韩国钧，还赏给了礼物。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与韩国钧谈了数小时。交谈中，袁世凯历数了光绪以来河南的良吏，袁世凯说，他心目中的河南好官有石庚、叶济和韩国钧。石庚是光绪五年举人，在河南曾任知县、开封府尹，民国元年任河南彰卫怀道尹；叶济曾任郑州知州，任内创办了郑州第一所新式中学堂。石、叶二人与韩国钧一样，都在河南有政声。袁世凯还与韩国钧谈治理地方的心得：大凡一个督抚到某个地方履新，做事不能急，也不能事事推倒重来，而是要审慎地选择一两件要事，一做到底，就必然会（树立威望）为地方造福。这次悟谈，看似拉家常，实则袁世凯心机颇重，他是要把能吏韩国钧拉到自己的麾下，凸显了袁氏奸雄形象。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能说明，冯国璋在袁世凯面前并没有说韩国钧多少坏话，冯国璋只是想要找一个听话的巡按使做搭档而已。
1917年，奉天（沈阳）巡按使出缺，时韩国钧赋闲在家，冯国璋已是民国副总统，他还征求韩国钧的意见，要韩国钧再到东北去做官，任奉天巡按使。这说明，由于韩国钧当初离任江苏时，对冯很克制，没有撕破脸皮，冯对韩国钧一直存有好感。
对倪嗣冲，道不同不相为谋
民国之初，各省行政长官叫民政长，袁世凯上台后改称巡阅使，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更名为省长。1914年农历十月初一日，韩国钧到达安徽省会安庆，接任安徽巡阅使之职。安徽督军倪嗣冲（1868-1924），字丹忱，安徽阜阳人，光绪二十一(1895)年随袁世凯练兵小站，任袁的幕僚，由此起家，先后任奉天提法使、河南布政使、安徽布政使等职。1913年，安徽的都督和民政长是倪嗣冲一人兼的。也就是说，韩国钧到任后，要从倪嗣冲手中分出一部分权力过来。倪又是袁大总统的旧属、宠臣，因此，这种“搭档”一开始就埋下矛盾的祸根。
韩国钧到任后，对安徽全省情况做了了解，制定了改变面貌的对策：皖北改良农业，皖南改良茶叶的种植、管理，长江两岸广泛植树造林，在颖亳平原上，拟特制精碱。良好的计划必须依靠官僚队伍来实施。但是，安徽的吏治昏暗腐败。韩国钧看到，安徽的“人民困苦，首在滥刑苛罚。不必其在县官也。一团防局可以枪毙平民，可以任意罚款，盈千累万，自受自支，一无呈报。县知事贪横无论矣。”“皖之赋税尚不足以病民，地方附加则多近与无艺。”不整吏治，诸事难成。
可是倪督军可不这么看。他自认为对下情很了解，“于皖北各县，某某县政绩奚若历言之不爽，皖南……为其素识者虽贪酷而不知。”
韩、倪之间的冲突，起于韩国钧撤了寿县县知事邱某的职。按理说，人事的任免撤查，是省行政长官的职能，韩国钧是行使份内职权，但是，倪嗣冲却大光其火。倪向北京发电报，告状说韩国钧“以苛刻为精细”。中央政府并不派员到安徽实地调查，而是飞来一纸公文，调韩国钧到湖南去做巡阅使。韩国钧知道，丘八当道，到哪里都是一样，坚决辞去调湘之任，回到海安故里。
这时，袁世凯在北京设立筹安会，正忙于复辟称帝。在安庆的倪嗣冲想想还不解恨，他看准了袁大总统的心思，又密告了韩国钧一状，称韩国钧“为反对帝制之人”，把原本一件寻常行政矛盾无端推向政治祭坛。这一“密陈”正好挠到了袁世凯的痛痒处，袁马上派人侦查。
袁世凯改元“洪宪”，对全国大颁爵赏。这期间，韩国钧来到泰州。老友王自安对他说：“我们泰州自从明初陈珪被朝廷封为泰宁侯以来，还没有第二个人被爵封过，你如果不辞湖南巡阅使之任，就会享受爵封了，那也是我们泰邑的荣光呢。”王自安所说的陈珪，是明朝初年大将军徐达麾下的战将，泰州人，明太祖定鼎南京时授龙虎卫百户，建文朝时历任副千户、指挥同知、都督佥事。永乐朝时从明成祖出塞为前锋，积战功至指挥同知，封泰侯。陈珪逝世后赠靖国公，他的子孙后代有十三人相继承袭爵位，直到明朝灭亡。
不过，韩国钧对这一切已经无心眷念了。没有过几天，帝制取消，袁世凯暴亡，复辟闹剧收场。什么侦查法办，什么受爵封侯，都成了过眼烟云。韩国钧感慨道，这一切“无异电光一瞥”。
对齐燮元，竭尽全力消弥兵祸
1922年，已退隐7年的韩国钧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江苏省长。这时的江苏督军是齐燮元。
齐燮元（1885—1946），字抚万，河北宁河人，行伍出身。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历任排长、连长、团附、各级参谋，袁世凯密谋称帝时，被封为“一等轻骑都部尉世职”，后任北军六师的旅长、师长，民国六年任江苏都督参谋长兼江宁镇守使，民国十年任江苏都督。在齐燮元的人生路途中，有两处一直为后人所置疑，一是民国五年一月，齐燮元任北军第六师第十二旅旅长，二月，第六师师长马继登自戕，九月齐署第六师师长，时人传马是被齐毒杀的；二是民国九年，李纯任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齐是李督军的参谋长兼副使，同年十月，李纯以手枪自杀，齐燮元于十二月署江苏督军，当时就有传言，李实为齐所杀。齐燮元是一个极具政治野心、品德极为恶劣、手段极为毒辣的军阀。
韩国钧在江苏省长任上，遇到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江浙战争的爆发。民国十一（1922）年，分别以直系、皖系为背景的苏督齐燮元和浙督卢永祥因地盘、财富之争，双方就已剑拔弩张，经江浙地方人士张謇、张一麐等多方呼吁斡旋，于当年8 月9 日签订了《江浙和平公约》，苏督齐燮元、省长韩国钧，浙督卢永祥、省长张载阳在公约上签了字，局势暂时缓和。
民国十三年，齐燮元自认为有总统曹锟暗中支持，羽翼渐丰，又蠢蠢欲动。2月份，韩国钧听到消息，就力劝齐燮元“不要为天下先”。同时，韩国钧私下又请张一麐出面，找齐燮元晓以利害，还请刘聿新将军力劝齐燮元“毋苦吾民”。得知齐燮元漫不经心，虚伪应付的态度，韩国钧再次找上门，他对齐燮元说：“我年将七十，舍死外无他望。君（齐燮元）年四十，前途未可限量，奚为此无意之战争，（假）使战而胜，不能兼督浙，不胜将奈何？”韩国钧这些苦口婆心的危言，军阀根本听不进去。
韩国钧不忍心眼看江苏富饶美丽的 “江山入战图”，他对自己无法阻拦并且马上就要发生的生灵涂炭场面痛心疾首。在调解无望，“百计俱穷”的情况下，韩国钧立即转入“以救济战地人民为急务”，他邀请美国教会、红十字会的人员分别到前线救助妇孺，在军阀交战的废墟中，先后救济四千多人。韩国钧还曾预料，一旦战争打响“沪市（上海）一隅，中外商务所系，溃兵如潮而趋，必以沪为尾闾”，溃兵所到之处，必然会抢掠烧杀。为此韩国钧早作防备，他预筹一笔款项交给孙少君、朱叔源，密派他们两人到上海负责收容溃兵，随时资遣。后来的事实证明，韩国钧的这一措施非常奏效，上海由此避免了一场劫难。
江浙战争先是以齐燮元胜、卢永祥败告一段落。江浙战争引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张作霖胜而直军吴佩孚败，由此，总统曹锟被幽禁。段祺瑞入主北洋政府，号称临时执政.。段祺瑞政府下令免去齐燮元江苏都督之职，以韩国钧兼任“督办江苏军务善后”（即督军）。
短时间内，局势发生巨大逆转。这个结果完全出乎齐燮元所料，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这场乱局中，韩国钧兼任了督军，这也出乎了韩国钧的预料，他非常清楚，手中接到的督军大印，不是一般的“烫手山芋”，而是一块烧红的火炭。韩国钧刚刚听到任命时即表示不愿接受，而北洋政府再次要求他接任时，他义不容辞地担起重任。他知道，此时自己站出来将更为有利，对于避免战祸，救江苏于水火至关重要。他统揽全省政务、军务，抓住机遇，游走在各方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之间，折冲尊俎，为消弥战乱、恢复江苏稳定局面尽了最大的努力。
韩国钧面临的最麻烦的对手还是齐燮元。齐燮元是一个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军阀，他岂肯轻意把自己的军权交出去？ 1924年9 月下旬，奉军大队入关，直系败局已定。齐燮元提出要“联络八省互保 ”，幻想保住自己的权柄。11月14日，中央政府罢免齐燮元，任命韩国钧为江苏督军的命令下达以后，紧接着又宣布齐的死对头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此时奉军大部队已步步逼进。11月18日，韩国钧邀集军、政、学、商各界到军署召开茶话会，会上，齐燮元自述了江浙战事经过以及自己解职情由，韩国钧既领江苏督军之衔，亦在会上表明心迹。不料，会议刚散，韩国钧才出军署，就遭到伤兵包围，伤兵吵着向韩国钧讨要“抚恤”费。当天夜晚，又有2000多伤兵集中到军署“哗噪”，韩国钧筹措二十万元送往备用。其时，秩序非常混乱，韩国钧传令各师、旅长、警务处长，责令他们各负其责，同时命令警察加强戒备，使秩序稍稍平复。
旧军阀军队大都有私家的性质 ，齐燮元原属中级军官都是齐的“袍泽”，他在暗中使坏，韩国钧驾驭甚难。齐燮元认为韩省长不过是一名书生出身的官僚，是一块“软柿子”，自己要挽回局面，重掌军权，还是要通过“算计”韩国钧来实现。齐一方面宣布，自己下野后，部队不得服从其他人，只能服从韩督办，一方面又唆使旧属闹事，吓唬、威胁韩国钧。
此时，卢军将领、各界人士陆续到达南京，齐部有的整师士兵投奔到卢军阵营，其他师旅也人心惶惶，在宁军队不稳之象显露。上海的友人担心韩国钧的安全，纷纷来电，力劝韩国钧到上海去避一避。韩国钧心里很清楚，眼下，齐燮元的两眼正在暗中盯着自己，只要自己一离开岗位，齐燮元就会乘机重新摄取军权，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南京地域免不了又是一场乱局，甚至会出现枪炮轰鸣、血肉横飞的战争。身负南京的安危，韩国钧毅然宣布，自己决不离开南京。对于劝离者 ，韩国钧援引明朝忠烈之士瞿式耜的事例回答道：“变故当前，总办得一死字！”韩国钧面对凶险，完全置生死于度外，毫无惧色，大义凛然。面对强硬的韩国钧，齐燮元泄了气，他“知事不可为，于是夜赴沪。”
齐燮元企图通过阴谋、恐吓的手段从韩国钧手里窃回兵符的想法，是注定行不通的，这是他小看了韩国钧。韩国钧不仅任事有胆略，有魄力，有担当，韩国钧也有统领军事的经验。1907年，韩国钧任广东督练公所参议兼兵备处总办，即是主管军事。他在任上一主严厉治军，曾亲赴虎门、沙角各炮台监督试验射击，还把所辖兵力由统（相当于团）扩充为协（相当于旅）。齐燮元有嗜权如命、心狠手辣的特点，韩国钧对此了如指掌，他知道，拒绝把军权交给齐燮元，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为了避免南京地域再生战乱，韩国钧已经作了精神准备，他决心像以身许国的瞿式耜那样，勇敢地面对死亡。
齐燮元离开南京后，韩国钧马上派中将吴晋等人到各师、旅宣慰，又传中级军官到军署开会，讲清形势，要他们管束好部属 。韩国钧还集合卫队，亲为训话，并命令警厅特别戒严，自己则到军署办公，从容稳定了大局。
12月4 日，韩国钧得知卢永祥的军队已经开到了滁州，下一步，卢军就要进入南京接防，城内齐燮元的旧部们惴惴不安。韩国钧一面拍电报给卢永祥，请卢军稍作停顿，一面派中将尹同愈前往卢营，具体商量两军交接办法。这一次换防做到了有序进出，避免了两军士兵的直接接触，没有发生擦枪走火。
江浙战争爆发之前，韩国钧努力劝和促谈，费尽洪荒之力，但是没有能奏效。在战争之后的齐燮元下野、两军换防过程中，南京的百姓或许躲过了一场灾难。这是韩国钧奋不顾身地苦心护卫的结果，韩国钧为其间的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冯国璋，心知肚明，不伤情面
张勋离开南京后，江苏督军自然非冯国璋莫属了。冯国璋（1859-1919），字华甫，一作华符，河北河间人。光绪二十一（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冯国璋与王士珍、段祺瑞同入袁幕，三人后被称为“北洋三杰”。光绪二十五年随袁世凯到山东，负责全省操督事宜，光绪三十四年以镶白旗汉军副都统衔任禁卫军都统。民国元年（1912）任直隶都督，仍兼禁卫军军统，1913年以第二军军统兼江淮宣抚使。是年7月二次革命起，黄兴在南京宣布独立，袁世凯命冯国璋率部与张勋配合攻打南京，破城后被袁世凯任为宣武上将军。冯国璋是跟随袁世凯起家的，他是袁大总统的心腹，韩国钧对此心知肚明。
冯国璋于1913年12月16日就任江苏都督。此前，韩国钧与冯国璋已有交往。7月份，冯国璋刚进入南京城，看到报纸上有一篇文章出言不逊，冯国璋大怒，派宪兵去抓写作该文的记者，韩国钧出面找冯国璋缓颊，冯国璋立即作罢。
在一定意义上说，张勋离宁，冯国璋任都督后，韩国钧才真正开始了对江苏的治理。此前，他大部分精力都是紧急救火、收拾残破、积极维稳，竭力恢复老百姓的正常营生。政局既定，韩国钧励精图治。民国三年春节后一上班，就率人到水西门勘视秦淮河，并筹发7万元，即日开工，疏浚秦淮河；三月初一日，召开江北运河会议，筹办淮徐海赈款28万元；四月初八日，又到常熟，勘视白茆河工，谋算挑浚费用20余万元。韩国钧办事雷厉风行，财源也不断流向民生，这让冯国璋心里很不痛快。
5 月24日，中央政府传来一纸调令，任命韩国钧为安徽巡按使。韩国钧当然感到突兀，但他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冯国璋倒也不失“君子风度”，他从北京回到南京后，对韩国钧说：“项城（袁世凯）欲以军署兼民政，非所愿也。”冯委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韩国钧自然心领神会，双方客客气气，一点都没有伤情面。
韩国钧与继任齐耀林办理了交接后，就给北京去电，辞任安徽巡按使之职，中央政府未准，韩国钧又请假一个月，北京同意。七月十八日，韩国钧回到海安。八月，韩国钧从海安向北京发电报，要求觐见大总统袁世凯，随后赶往北京。
韩国钧这一趟北京之行，同时见到了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后来，袁世凯又两次单独召见了韩国钧，还赏给了礼物。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与韩国钧谈了数小时。交谈中，袁世凯历数了光绪以来河南的良吏，袁世凯说，他心目中的河南好官有石庚、叶济和韩国钧。石庚是光绪五年举人，在河南曾任知县、开封府尹，民国元年任河南彰卫怀道尹；叶济曾任郑州知州，任内创办了郑州第一所新式中学堂。石、叶二人与韩国钧一样，都在河南有政声。袁世凯还与韩国钧谈治理地方的心得：大凡一个督抚到某个地方履新，做事不能急，也不能事事推倒重来，而是要审慎地选择一两件要事，一做到底，就必然会（树立威望）为地方造福。这次悟谈，看似拉家常，实则袁世凯心机颇重，他是要把能吏韩国钧拉到自己的麾下，凸显了袁氏奸雄形象。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能说明，冯国璋在袁世凯面前并没有说韩国钧多少坏话，冯国璋只是想要找一个听话的巡按使做搭档而已。
1917年，奉天（沈阳）巡按使出缺，时韩国钧赋闲在家，冯国璋已是民国副总统，他还征求韩国钧的意见，要韩国钧再到东北去做官，任奉天巡按使。这说明，由于韩国钧当初离任江苏时，对冯很克制，没有撕破脸皮，冯对韩国钧一直存有好感。
对倪嗣冲，道不同不相为谋
民国之初，各省行政长官叫民政长，袁世凯上台后改称巡阅使，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更名为省长。1914年农历十月初一日，韩国钧到达安徽省会安庆，接任安徽巡阅使之职。安徽督军倪嗣冲（1868-1924），字丹忱，安徽阜阳人，光绪二十一(1895)年随袁世凯练兵小站，任袁的幕僚，由此起家，先后任奉天提法使、河南布政使、安徽布政使等职。1913年，安徽的都督和民政长是倪嗣冲一人兼的。也就是说，韩国钧到任后，要从倪嗣冲手中分出一部分权力过来。倪又是袁大总统的旧属、宠臣，因此，这种“搭档”一开始就埋下矛盾的祸根。
韩国钧到任后，对安徽全省情况做了了解，制定了改变面貌的对策：皖北改良农业，皖南改良茶叶的种植、管理，长江两岸广泛植树造林，在颖亳平原上，拟特制精碱。良好的计划必须依靠官僚队伍来实施。但是，安徽的吏治昏暗腐败。韩国钧看到，安徽的“人民困苦，首在滥刑苛罚。不必其在县官也。一团防局可以枪毙平民，可以任意罚款，盈千累万，自受自支，一无呈报。县知事贪横无论矣。”“皖之赋税尚不足以病民，地方附加则多近与无艺。”不整吏治，诸事难成。
可是倪督军可不这么看。他自认为对下情很了解，“于皖北各县，某某县政绩奚若历言之不爽，皖南……为其素识者虽贪酷而不知。”
韩、倪之间的冲突，起于韩国钧撤了寿县县知事邱某的职。按理说，人事的任免撤查，是省行政长官的职能，韩国钧是行使份内职权，但是，倪嗣冲却大光其火。倪向北京发电报，告状说韩国钧“以苛刻为精细”。中央政府并不派员到安徽实地调查，而是飞来一纸公文，调韩国钧到湖南去做巡阅使。韩国钧知道，丘八当道，到哪里都是一样，坚决辞去调湘之任，回到海安故里。
这时，袁世凯在北京设立筹安会，正忙于复辟称帝。在安庆的倪嗣冲想想还不解恨，他看准了袁大总统的心思，又密告了韩国钧一状，称韩国钧“为反对帝制之人”，把原本一件寻常行政矛盾无端推向政治祭坛。这一“密陈”正好挠到了袁世凯的痛痒处，袁马上派人侦查。
袁世凯改元“洪宪”，对全国大颁爵赏。这期间，韩国钧来到泰州。老友王自安对他说：“我们泰州自从明初陈珪被朝廷封为泰宁侯以来，还没有第二个人被爵封过，你如果不辞湖南巡阅使之任，就会享受爵封了，那也是我们泰邑的荣光呢。”王自安所说的陈珪，是明朝初年大将军徐达麾下的战将，泰州人，明太祖定鼎南京时授龙虎卫百户，建文朝时历任副千户、指挥同知、都督佥事。永乐朝时从明成祖出塞为前锋，积战功至指挥同知，封泰侯。陈珪逝世后赠靖国公，他的子孙后代有十三人相继承袭爵位，直到明朝灭亡。
不过，韩国钧对这一切已经无心眷念了。没有过几天，帝制取消，袁世凯暴亡，复辟闹剧收场。什么侦查法办，什么受爵封侯，都成了过眼烟云。韩国钧感慨道，这一切“无异电光一瞥”。
对齐燮元，竭尽全力消弥兵祸
1922年，已退隐7年的韩国钧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江苏省长。这时的江苏督军是齐燮元。
齐燮元（1885—1946），字抚万，河北宁河人，行伍出身。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历任排长、连长、团附、各级参谋，袁世凯密谋称帝时，被封为“一等轻骑都部尉世职”，后任北军六师的旅长、师长，民国六年任江苏都督参谋长兼江宁镇守使，民国十年任江苏都督。在齐燮元的人生路途中，有两处一直为后人所置疑，一是民国五年一月，齐燮元任北军第六师第十二旅旅长，二月，第六师师长马继登自戕，九月齐署第六师师长，时人传马是被齐毒杀的；二是民国九年，李纯任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齐是李督军的参谋长兼副使，同年十月，李纯以手枪自杀，齐燮元于十二月署江苏督军，当时就有传言，李实为齐所杀。齐燮元是一个极具政治野心、品德极为恶劣、手段极为毒辣的军阀。
韩国钧在江苏省长任上，遇到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江浙战争的爆发。民国十一（1922）年，分别以直系、皖系为背景的苏督齐燮元和浙督卢永祥因地盘、财富之争，双方就已剑拔弩张，经江浙地方人士张謇、张一麐等多方呼吁斡旋，于当年8 月9 日签订了《江浙和平公约》，苏督齐燮元、省长韩国钧，浙督卢永祥、省长张载阳在公约上签了字，局势暂时缓和。
民国十三年，齐燮元自认为有总统曹锟暗中支持，羽翼渐丰，又蠢蠢欲动。2月份，韩国钧听到消息，就力劝齐燮元“不要为天下先”。同时，韩国钧私下又请张一麐出面，找齐燮元晓以利害，还请刘聿新将军力劝齐燮元“毋苦吾民”。得知齐燮元漫不经心，虚伪应付的态度，韩国钧再次找上门，他对齐燮元说：“我年将七十，舍死外无他望。君（齐燮元）年四十，前途未可限量，奚为此无意之战争，（假）使战而胜，不能兼督浙，不胜将奈何？”韩国钧这些苦口婆心的危言，军阀根本听不进去。
韩国钧不忍心眼看江苏富饶美丽的“江山入战图”，他对自己无法阻拦并且马上就要发生的生灵涂炭场面痛心疾首。在调解无望，“百计俱穷”的情况下，韩国钧立即转入“以救济战地人民为急务”，他邀请美国教会、红十字会的人员分别到前线救助妇孺，在军阀交战的废墟中，先后救济四千多人。韩国钧还曾预料，一旦战争打响“沪市（上海）一隅，中外商务所系，溃兵如潮而趋，必以沪为尾闾”，溃兵所到之处，必然会抢掠烧杀。为此韩国钧早作防备，他预筹一笔款项交给孙少君、朱叔源，密派他们两人到上海负责收容溃兵，随时资遣。后来的事实证明，韩国钧的这一措施非常奏效，上海由此避免了一场劫难。
江浙战争先是以齐燮元胜、卢永祥败告一段落。江浙战争引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张作霖胜而直军吴佩孚败，由此，总统曹锟被幽禁。段祺瑞入主北洋政府，号称临时执政。段祺瑞政府下令免去齐燮元江苏都督之职，以韩国钧兼任“督办江苏军务善后”（即督军）。
短时间内，局势发生巨大逆转。这个结果完全出乎齐燮元所料，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这场乱局中，韩国钧兼任了督军，这也出乎了韩国钧的预料，他非常清楚，手中接到的督军大印，不是一般的“烫手山芋”，而是一块烧红的火炭。韩国钧刚刚听到任命时即表示不愿接受，而北洋政府再次要求他接任时，他义不容辞地担起重任。他知道，此时自己站出来将更为有利，对于避免战祸，救江苏于水火至关重要。他统揽全省政务、军务，抓住机遇，游走在各方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之间，折冲尊俎，为消弥战乱、恢复江苏稳定局面尽了最大的努力。
韩国钧面临的最麻烦的对手还是齐燮元。齐燮元是一个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军阀，他岂肯轻意把自己的军权交出去？1924年9 月下旬，奉军大队入关，直系败局已定。齐燮元提出要“联络八省互保”，幻想保住自己的权柄。11月14日，中央政府罢免齐燮元，任命韩国钧为江苏督军的命令下达以后，紧接着又宣布齐的死对头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此时奉军大部队已步步逼进。11月18日，韩国钧邀集军、政、学、商各界到军署召开茶话会，会上，齐燮元自述了江浙战事经过以及自己解职情由，韩国钧既领江苏督军之衔，亦在会上表明心迹。不料，会议刚散，韩国钧才出军署，就遭到伤兵包围，伤兵吵着向韩国钧讨要“抚恤”费。当天夜晚，又有2000多伤兵集中到军署“哗噪”，韩国钧筹措二十万元送往备用。其时，秩序非常混乱，韩国钧传令各师、旅长、警务处长，责令他们各负其责，同时命令警察加强戒备，使秩序稍稍平复。
旧军阀军队大都有私家的性质，齐燮元原属中级军官都是齐的“袍泽”，他在暗中使坏，韩国钧驾驭甚难。齐燮元认为韩省长不过是一名书生出身的官僚，是一块“软柿子”，自己要挽回局面，重掌军权，还是要通过“算计”韩国钧来实现。齐一方面宣布，自己下野后，部队不得服从其他人，只能服从韩督办，一方面又唆使旧属闹事，吓唬、威胁韩国钧。
此时，卢军将领、各界人士陆续到达南京，齐部有的整师士兵投奔到卢军阵营，其他师旅也人心惶惶，在宁军队不稳之象显露。上海的友人担心韩国钧的安全，纷纷来电，力劝韩国钧到上海去避一避。韩国钧心里很清楚，眼下，齐燮元的两眼正在暗中盯着自己，只要自己一离开岗位，齐燮元就会乘机重新摄取军权，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南京地域免不了又是一场乱局，甚至会出现枪炮轰鸣、血肉横飞的战争。身负南京的安危，韩国钧毅然宣布，自己决不离开南京。对于劝离者，韩国钧援引明朝忠烈之士瞿式耜的事例回答道：“变故当前，总办得一死字！”韩国钧面对凶险，完全置生死于度外，毫无惧色，大义凛然。面对强硬的韩国钧，齐燮元泄了气，他“知事不可为，于是夜赴沪。”
齐燮元企图通过阴谋、恐吓的手段从韩国钧手里窃回兵符的想法，是注定行不通的，这是他小看了韩国钧。韩国钧不仅任事有胆略，有魄力，有担当，韩国钧也有统领军事的经验。1907年，韩国钧任广东督练公所参议兼兵备处总办，即是主管军事。他在任上一主严厉治军，曾亲赴虎门、沙角各炮台监督试验射击，还把所辖兵力由统（相当于团）扩充为协（相当于旅）。齐燮元有嗜权如命、心狠手辣的特点，韩国钧对此了如指掌，他知道，拒绝把军权交给齐燮元，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为了避免南京地域再生战乱，韩国钧已经作了精神准备，他决心像以身许国的瞿式耜那样，勇敢地面对死亡。
齐燮元离开南京后，韩国钧马上派中将吴晋等人到各师、旅宣慰，又传中级军官到军署开会，讲清形势，要他们管束好部属。韩国钧还集合卫队，亲为训话，并命令警厅特别戒严，自己则到军署办公，从容稳定了大局。
12月4 日，韩国钧得知卢永祥的军队已经开到了滁州，下一步，卢军就要进入南京接防，城内齐燮元的旧部们惴惴不安。韩国钧一面拍电报给卢永祥，请卢军稍作停顿，一面派中将尹同愈前往卢营，具体商量两军交接办法。这一次换防做到了有序进出，避免了两军士兵的直接接触，没有发生擦枪走火。
江浙战争爆发之前，韩国钧努力劝和促谈，费尽洪荒之力，但是没有能奏效。在战争之后的齐燮元下野、两军换防过程中，南京的百姓或许躲过了一场灾难。这是韩国钧奋不顾身地苦心护卫的结果，韩国钧为其间的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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