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海安就是军事重镇，修筑城墙御敌，早就有之。笔者不是“考古”的人，对海安城墙的历史知之甚少，只是从相关资料中获知，元朝二十五年（1365年），常遇春就在海安筑土城，断张士诚的粮道；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巡抚唐顺之也在海安重建“土城”。民国33年春（1944年），伪26师师长陈才福一到海安，就强征民伕5000多人（次），拆毁民房210多间，摊捐大米万担，在海安镇周围筑成8华里的“土城”。

当年的海安县城虽然不大，东西长只有1700米左右，南北宽不足300米，如果四面筑“土城”，这个工程量也够大的，如果再加上修碉堡，建筑材料的来源成了大问题。当年海安所筑城墙为什么只建“土城”，不建“石城”或“砖城”呢？海安没有山，石头从哪儿来。如果建砖城，大量的砖头又从何而来？建“土城”，就近取土，只能如此。

海安的地理位置也有特殊性。东门和西门没有河道，建“土城”可以就近取土。而南门和北门，当年都有河道，要把城墙修在河道中间，先要打坝抽水，人工把河道两侧的泥土往中间垫高城墙，这个工程就难多了。日伪军们也知道，城墙虽高，挡的是不来之人。新四军的厉害，他们是知道的。修“土城”是在为自己壮胆，真正打起来，“土城墙”是经不住新四军攻击的。

当年，伪军在海安镇修筑了4个“土城”。南北两处的“土城”，都建在河道中间，城宽都在5米左右，高5米多。城门均用砖砌上筑碉堡。这一修，形成了“水壕沟”，河道成了“护城河”。五六米高的城墙，三四米深的河道，乍看起来，好像有了屏障，挺威风的。

东门的“土城”，建在柴坳子东边，从新华河的河中央起，向南沿着“万民洞”的河沟儿，一直到上坝河边，全长约400多米，城门在“牙桥口”。

西门的“土城”建在草坝口，南边从通扬河的河中央起，沿着草坝口一直向北，到北边一条东西向的河道止（这条河道至今仍在），全长约300多米，城门在草坝十字路口上。

南门的“土城”，从“如意巷”的东河道起，并延伸到徐坝，立了一个“卡口”，沿着通扬河，一直到草坝口，全长有1500米左右，城门在中楹桥处。

北门的“土城”，从当年的“西寺”西边起，沿着新华河，一直到柴坳子东边，全长有1300米左右，城门在北杨家桥处。

几个在“城墙”附近遇到的事，一辈子也不曾忘掉。

1948年秋，我在“实小”上三年级，放学后，和小伙伴们到东门土城附近玩“打仗”的游戏。讲好不准用砖瓦打人，我从地下拾了几个泥块儿拿在手上，看到有人从房角落出来，我一块泥块儿扔过去，打到了一个挑担子卖洋油的人头上。一声尖叫，我过去一看，挑担子的人额头上在流血。同学们都说是我打的，我便领这个人到中坝浴室去找我父亲。父亲叫伤者到诊所去治疗，费用全负责。我原以为要被揍一顿，想不到不曾挨打，还洗了个澡，印象特深刻。

1951年“镇反”运动时，“实小”东边和北边的院墙外，有一个大操场，原先是军队出操和训练的场地，后来这里变成了刑场，专门枪毙反革命分子。我常到这里观看。小路的东边，地面上有两个碉堡，像大坟墓似的，挺可怕的。当年，这里离东门土城只有一二百米远。以后不久，碉堡拆了，北边和西边住着好几家搬运工人，我都熟悉，这个印象也蛮深的。

1949年春，我和同学一起到草坝口去耍子，看到西城门口酱园店旁边的巷子里，有许多当兵的，跑进去一看，士兵们在用稻草“打地铺”。一位身挎盒子枪的年轻军人问我：“小朋友，家住这儿吧。”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饼干给我吃，那饼干挺好吃的。见我俩吃得高兴，他又掏了两把饼干放到我的口袋里。那可亲的形象，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那次是“过兵”，那位解放军的形象，就像《渡江侦察记》里的李连长，每次看电影，我就想到在西城门遇到的那位解放军。

1948年那会儿，我家住在上河边“日新池巷”旁的一个大院子里，大门对过，便可看到南门的土城，那时，护城河旁没有什么住户，一眼便看到城墙上有当兵的在走动。那天临近中午，听到外面有洋鼓、洋号的声音，跑到门口趴在门缝处一看，几十个穿黑衣服骑脚踏车的人在开道，后面是吹洋号的乐队，再后面是一辆“乌龟壳”的小汽车，随后是几十个怀里抱着冲锋枪的士兵。我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也不道他们是谁，只知道那个派头大得很。

少年时代，妈妈经常关照我，不要到北边“护城河”和北门外去耍子。她说，北杨家桥卡口向北是“乱坟岗”，那里傍晚“作怪”。她还说，北边护城河淹死过好多“小伢儿”，不要下河去玩。听了以后我蛮怕的，那两个地方就不大去了。

1968年，我参加挑新华河中央的北门城脚根子，填搬运公司门口的河，发现当年的城脚子蛮宽的，是用麻包和草包装烂泥夯的脚子，挺结实的，二十年都没有被水冲掉。

海安四面“土城”那档子事，一晃过去七十多年了。岁月沧桑，如今少有人关注。为把这事儿写得准确，我运筹了有二十年，先后采访了十多位八九十岁的“老海安”，终于在今年春节后记下了这段历史。肯定还有更多故事可以挖掘，盼老友们指正。（苏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