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山

在新中国历史上，人民公社从1958年创立，到1983年撤销， 1984年彻底终结，其全部的历史计为27年。这段历史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笔者是人民公社的亲历者，真实地记录一鳞半爪，但愿能为历史研究者留下一些参考资料。

一、新南公社大会堂

童年时，常听大人说“上街”。“街”指的是如今的海安市南莫镇政府所在地。那时叫莫家庄。莫家庄有供销社，有卖烧饼、卖猪头肉的，这让我十分向往，可是，最让我向往的还是“文革”中建成的大会堂。

文革初期有过一阵改名风。北京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道”，南京鼓楼区改为延安区，海安也风靡改名，南莫公社改名新南公社，南莫中学改名“红卫中学”……改名是“破四旧”的一部分。“文革”中建成的大会堂，也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称：“新南公社大会堂”。

“新南公社大会堂”1967年动议，1968年竣工。那时，最缺的是木料，要建大会堂并不容易，好在“破四旧”挖了很多坟墓。公社要建大会堂，公社革委会一号召，各大队纷纷行动，很快就送来大量棺木。大概是入土太久，又被腐烂的尸体浸泡过，挖出的棺木已经发黑，散发异味。用熟石灰浸泡一阵子，可以淡化黑色，消除不少异味。我读书的新立小学（旧名杨舍小学），很多桌凳的材料就是这种棺木制作的。这种棺木用来做条凳，做椽子，都是不错的材料。新南公社大会堂建成后，我跟着大人进去过好几次。大会堂的宏伟让我感到震撼，我认真地数过屋梁。我们生产队所有的民房都是五架梁，听说只有地主的房子才有七架梁。现在，新南公社大会堂竟有21架梁！再数条凳、计算座位，竟然可以容纳800多人！

50年前，一个公社最宏伟的建筑，也许就是大会堂。它一般位于小镇街道的中心区域，坐南朝北，式样也如出一辙。“人”字顶，红砖大瓦。内部是泥地，正门开在山墙头，大门上方镶着一颗凸出的红五星，下面是“××公社大会堂(大会场)”。正门前有台阶，进门，正前方是高高的主席台，既可以坐领导，也可以当舞台用。主席台的背景为毛主席像。四周的墙壁写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之类的标语。

新南公社大会堂向西有供销社、银行、沙岗区委、小学，向东有新南农机厂（前身为铁木生产社），红卫中学，南边是菜市场、浴室，再向南，过桥有粮管所。向北主要是民居，处于小镇中心的大会堂，四周都是矮矮的平房，更显得高大宏伟。

大会堂最大的作用当然是开会，文革时期，批斗大会、动员大会、誓师大会以及斗私批修、忆苦思甜、批林批孔等重要活动常在大会堂进行。大会堂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抓革命，促生产”的指挥台。公社、大队、小队的三级干部会往往在大会堂召开，比如，每年农忙之前的动员大会就在大会堂。记得1970年代，海安提出一个奋斗口号“革命加拼命，再加一把劲。跳出北三县，超过启东县。”（那时，启东是南通地区的龙头，海安经济是落在最后的“小六子”）。动员大会召开时，能容纳800多人的公社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台上，革委会干部中气十足，讲话铿锵有力；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头。那场面给人的印象是：大会堂神圣庄严，地位举足轻重，是一个公社的政治文化的中心，无可替代。

1982年，新南公社恢复旧名，后又改为南莫镇。我生活了多年的生产队先是脱离南莫，划归新海农场，新海农场不久改名新海人民公社，又改名双溪乡，最终划入墩头镇。时代变化，社员改称村民，大会堂的功能成了影剧院。

此前，大会堂有时也放电影，但反反复复就是《地道战》《南征北战》等几部片子，进去看还要花一角钱买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在大会堂演出，规模最大，演出最多的就是几部样板戏。那时，最热闹的是农历正月各大队文艺汇演。新南公社有19个大队(1972年1月，原新南公社新立、新进、新明、新农4个大队划入新成立的新海农场)，南片的大队名称一片“红”：红光、红阳、红胜、红卫、东方红……北片的大队名称一片“新”：新庄、新明、新农、新生、新立……，每个大队宣传队演出半天，差不多要演到正月结束。宣传队涌现了不少人才，大多是插队知青，后来担任南莫镇文化站长的吉林贵就是演郭建光脱颖而出的。知青陈永芳演阿庆嫂也红透了。大会堂还是新南公社党员干部冬训的场所，中小学生文艺队展示的舞台。

新南公社大会堂改为南莫影剧院，情形大变。去南莫，可以到原先的大会堂看电影，看戏。白甸的古装戏《珍珠塔》在南莫大会堂连演9天，座无虚席，这让白甸人至今还感到自豪。至于电影，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彩色故事片也出现了。《红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珊瑚岛上的死光》，中国青年海外学成毅然回归，外国美人痴情追随；《知音》，“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一部部电影，打开了过去的社员（如今的村民）眺望外面世界的窗口。此后，电视机进入寻常百姓家，加之娱乐形式的多元化，影剧院门庭冷落，最终门可罗雀，直至关门。

公社大会堂多数建于六十年代中后期，曾经是我国农村的一道靓丽风景。那时，中华大地风云变幻，各种政治运动如火如荼。运动多，会议就多。可以说，大会堂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农村乡镇的标志性建筑。如今，很多公社大会堂已经被废弃，被拆除。新南公社大会堂历经50年风风雨雨，也已经破败黯淡，当年的红五星、标语也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门前有两块黄牌，上书两行红字：“此房危险，请勿靠近”。

今年中秋节，我回南莫，站在这一人民公社的遗迹面前，往日的一幕幕场景竟如在眼前。时代变化是多么快呀，公社大会堂，这个见证过红火年代的建筑物，有没有保存价值呢？是否应该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呢？

二、远去的粮印

谈及“大印”，许多人想到的是书画或文件上的印章，我想到的却是给粮食盖印的往事——粮印，那才是真正的“大印”。

我有22年生活在新南公社新立大队第十三生产队。那时，村民叫社员。我早就学会的一首歌，歌词就是 “我是公社小社员来，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来。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歌词真实地反映我小学时代的生活。

民以食为天。可能是三年困难时期被饿怕了，那时，上小学的我割草、积肥、拾麦穗，其实都是为了多打粮（草是绿肥）。一日三餐，奶奶老是警告我：“碗里不能留米粒”； “在菩萨眼里，米粒有碌碡大，人只有蚂蚁大。”其实，粮食有多重要，从生产队使用的粮印，我就感觉到了。

人民公社化时期，从年头到年稍，春耕、夏锄、秋收、冬储……社员们都在围着粮食转。特别是秋收开始，庄稼陆续上场，几乎每天都有粮食脱粒出来。这些粮食到收工时，都要堆成圆圆的粮堆，用草苫子一圈圈苫好，第二天，如果天气晴好，就揭去草苫子再晒。稻粒、麦粒要晒到牙一咬断两截才能入库。草苫子能挡雨不能防盗，得有人站岗护粮，我当年就干过这一行，在岗棚里睡一夜能挣二分工。不过，站岗的人也可能偷粮食，这时，粮印就派上了大用场。

粮印用木板制作的。制作过程为先在木板上写字，然后用钢丝锯将字锯掉，形成空心字，再将木板作为底板，钉在长方形的木框下面。底板上蒙好窗纱或其他空隙较大的纱。木框上面钉一根弓形的木把手。将石灰粉末放进木框里，粮印便大功告成了。我们生产队的粮印比成人的脚掌长一些，也宽一些。木板上刻的空心字是“民主”。木匠还配了一个专门放置粮印的木盒子。生产队有掌印的盖印人员，还有监印的。盖印、监印，四类分子没有资格，能入选的家庭成分要属于贫下中农。我们队盖印的是贫协代表（大队有贫农协会）。“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粮食堆好后，叫来掌管粮印的贫农代表，把粮印按在粮堆上轻轻一压再一提，粮堆上便出现了石灰粉形成的两个白字：民主。盖好粮印，苫好草苫子，人们才离开晒场。第二天，队长吹哨上工，安排人晒粮。这时，监印的社员要查看粮堆上的石灰印。要是有人动了粮食，马上就能被发现。监印的社员有时很细心，不光要数粮印的数量是否有变化，还要分析一些不完好的粮印是否为老鼠破坏或偷盗所为，勘验清楚，才能放开粮堆晒粮。

公社化时期，每个生产队都有粮印。这些粮印规格不一。文革爆发后，木匠也要走集体化道路，不准私自外出干活。我熟悉的一位木匠师傅，积极投身“忠字化”运动，主动为生产队刻了不用石灰粉的粮印。这种式样的粮印据说源远流长，它是在木板上刻上印文（阴文或阳文），木板背面有一个印纽。这方粮印刻的是一个“忠”字，盖印时，不需要石灰粉，只要抓住印纽（把手）在粮堆上面按一按，拎起后粮堆上便有了字，接着再盖第二下，第三下，直至粮堆上满是“忠”字为止。

晒场上的粮食干透后，除去直接分给社员一些口粮外，剩下的是要上交的公粮、饲料、种子等，这些都要入库。那时，生产队的粮仓没有防盗门更没有报警器。大多数是人字架型土坯房，木头门窗，两把大铁锁。入库的粮食装进大小不等的粮囤，抹平，盖上粮印，再次打开粮食仓库时，要经过验证粮印，才可以动用库存的粮食。

随着时代的发展，公社的消失，粮印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可作为一个特殊的年代的见证，粮印仍然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令我回想，令我沉思。秋收时节，我依然会想起生产队晒场上金色的稻堆。一首老歌仿佛又在耳边响起：“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三、“牢又牢”的土圆仓

这张照片是在海安的雅周镇拍摄的。照片上的土圆仓，跟我生活的生产队建在晒场东南角的两座土圆仓完全一样。

土圆仓是人民公社时期涌现的新事物。记得当年有一首歌谣：“土圆仓，真正好，贫下中农新创造。就地取材成本低，泥墙草顶牢又牢。土圆仓，真正好，备战备荒不可少。集体粮食仓内藏，打起仗来当碉堡。”

唱这首歌谣时，我才10多岁。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末，“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各地都在宣传伟大领袖“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土圆仓开始在各地兴起，可能与“广积粮”“要准备打仗”的时代背景有关。当然，土圆仓盛极一时，与建造成本低技术容易掌握关系更大。

那是个贫穷的年代，用水泥、砖头建仓库储粮，很多生产队负担不起，建造土圆仓则几乎不用花钱。找一块平整的地方，钉一根木桩，系一根绳子，拉着绳子的另一头画个圈，打个砖底，就可以建土圆仓了。具体建法是：用稻草或者麦秸等，捋成三、四寸粗，长约二尺的草把，裹上粘稠适度的稀泥，揉成中间粗两头细的草泥条，沿着画定的圆圈一把挨一把地往上垒，上下两层草泥条要错开，两头连接处要互相钩搭，这样才结实。草泥条每垒一、二尺高，就要停下来，等泥干硬后，再接着往上垒，直至需要的高度。一般花一周时间，垒起一丈多高，就可以封顶了。土圆仓的顶呈伞形，斜度约为45度，以竹、木为骨架，盖上草后很像一只特大的斗笠。建好的土圆仓上头留进粮口，下面留出粮口，仓底要垫高并铺上塑胶薄膜之类的防潮。

土圆仓就地取材，春天建成，秋季就能装粮，经济实惠，很受大家喜欢。我所在的生产队，晒场边上建了好几个土圆仓，士兵似的，一溜儿排着。这可是全生产队男女老少的口粮啊，夜里，生产队的男劳力要轮流看守。

看守土圆仓，防止粮食被盗，名为“站岗”，实际上并不需要“站”，完全可以钻进简易的岗棚里睡觉，只要保持警觉，有什么动静，探头看看，或查问一下就行了。夏天蚊虫成阵，冬天寒风刺骨，站一夜岗只有两个工分，折合人民币约5至6分钱。有人嫌不划算，严二爹自告奋勇，别人不愿站的岗，全是他顶上。当时，我在村小上学，从土圆仓边经过，经常看到严二爹在土圆仓边的岗棚里收拾铺盖。

暑假里的一天，我竟然看到严二爹被队长和民兵排长关在岗棚里。队长在大声喝问：“是不是你偷的？说！”

严二爹低着头，欲言又止，满脸是汗。我好奇地凑过去，队长手一挥：“走！走！你们这些小子，都给我走开！”

出啥事了？走开后，我心里放不下，一打听：原来是封好的土圆仓，一年半载，队长就会带人查看一遍，没问题再封上。这次检查时，发现仓里的麦凹下一个坑。沿着有坑的一侧检查仓壁，在离地2尺高的地方，有一块土不正常，一扒拉就掉了，露出鸡蛋粗的一个洞。一定是有人偷粮！队长抓住严二爹一审，果然是他。怪不得严二爹要替人站岗，他看中就是偷粮方便。他用刀子在土圆仓的壁上掏了个洞，夜里把竹筒插进洞里，摇动摇动，小麦就流进了口袋。完事后，他用土块把洞塞上，不细心的人，还真发现不了。

对严二爹偷粮，有人说，假如少偷一些，仓里不会出现凹坑，就不会出事。人啊，太贪才会惹祸。我呢，却对“牢又牢”的土圆仓产生了怀疑：用刀子就能掏洞，打起仗来。这土圆仓能“当碉堡“吗？

土圆仓本来没有多少战备意义，农村包产到户后，生产队土圆仓储粮的作用也失去了。不过，作为人民公社的遗迹，土圆仓也没有立即拆除，大概是拆掉也没有可用的材料吧。